我的乳房活组织手术，可敬的派特诺医生，钙化组织被切除，良性
　　直到上午十一点，我的活组织检查才被安排好。我走进了外科手术准备室，在这间小巧宜人的配有电视、豪华地毯和私人浴室的更衣室里，护士让我脱掉衣服。随着身上衣物逐件地脱下——我的褪色的蓝Ｔ恤、我的牛仔裤、我的棕色凉鞋、我的手表、我的胸罩和内裤——我变得越来越像个病人。我越是裸露，越是难以定位具有母亲、护士、作家和妻子多重身份的“自我”。
　　我穿上有条纹的罩衣和纸质拖鞋。十分钟后，一名“运输工”敲门进来，然后把我“装卸”到担架上并推到了放射科。乳房活组织检查的第一步是确定有问题的区域——肿块，或者像我这种情况，微钙化。因为这些变化肉眼看不见，所以外科医生需要一个“指导路线”，一些抵达乳房深处的“行车图”，以此找出病变然后准确地切除这部分组织。在实施活组织检查前的半个小时，我拍了个乳房Ｘ光照片，以推算出这个聚合物或微钙化的角度和深度。当我的乳房被紧压的时候，一位放射医生把一根针穿进了我的皮肤并缝进了一根细线，即ＫＯＰＡＮ’Ｓ线，它在针的引领下到达了目标区域。医生没有为我实施局部麻醉。因为那样可能会使组织膨胀变形而不能进行准确定位。
　　当我再次面对这台乳房Ｘ光机时，我坐在了一个高凳子上，就不必再站着了。“我们不得不让你的乳房在压力下保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技师说，“有时这会使女人感觉头晕。”
　　她脱掉了我的长袍。房间是阴冷的。
　　她让我前倾。然后她捏起我的右侧乳房，平滑地用普列克斯玻璃板把它压扁，不断地调整，如同那是一件起褶的织品，她要把它熨平一样。我的乳房感觉怪怪的，好像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另一个技师换掉了上面的一块玻璃板。这个新换的板上有几个孔。
　　“我们要拍张照片，然后医生会从其中的一个开口把针插进去，”刚才的女人说。“我们将用另一张照片来对微钙化区域进行定位。这段时间内，我们将这样一直夹着你的乳房。”
　　玻璃板压了下来，一英寸一英寸地，带着摩擦声。我的右臂被钩起放到了一个架子上，肩膀扭曲着以便于他们进行操作。我的乳房在持续的压力下不断变小变平，直至麻木。整个过程中，我四处张望，并和技师们聊他们的工作和医院里最新的消息。我试着忘掉我裸露的身体、扭曲的姿态和冰冷得指甲呈灰蓝色的手。克制是我惟一能保持住的良好状态感觉的方式。
　　技师躲到铅质防护屏后面，机器“嘎嚓、嘎嚓”地拍下第一张Ｘ光照片，像一串粗哑的咳嗽声。他们离开房间去冲洗胶片，然后拿给放射医生看，他将进行定位，然后把引导针插进我的乳房。我在房间里等着，犹如被扭曲着固定在基座上的螺丝钉。技师离开了十分钟。我觉得好像过去了半小时。
　　“对不起，”其中的一位说着走进来，带着飕飕冷风，“外面一团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医生正在处理另外一个病人。”
　　没五分钟，放射医生急匆匆赶来。我的头扭到了一侧，所以看不到他，但我知道他不是上次和我交谈的那个。
　　“我是盖尔曼医生，”这个新的声音说，“现在我要插针了，一般这不会让女人们太难受。”
　　我猜想他的意思是我应该感觉不到有任何疼痛，或者说至少不是我认为的那样痛。他的预想让我狂喜不已。
　　他通过上方玻璃板的一个小孔捻动着铁针。一阵灼热的刺痛从乳核传来，我感到有点眩晕。“那儿，没什么大问题。”他说完就急匆匆离开了。银色的标杆插在乳房上就像挂着飘扬旗帜的旗杆。
　　技师们又拍了一张照片以确保插入点位置无误。然后他们又离开了。我的肩膀，仍然扭曲着，疼痛着。当我再一次感到头晕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地做深呼吸。
　　“好了，你的问题差不多全搞定了。”他们风卷而入，边说边随手把金属Ｘ射线板放在了小柜上。他们稍稍减小了乳房上的压力，然后我们等放射医生回来。我们又聊了些家长里短，又聊了些他们科室的问题。
　　“你知道，”他们说，“诊所里一样也有派系纷争，没错吧？”
　　我不希望和他们谈论工作。我希望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病人而不是同僚。假如我是个病人，我就会说我感到眩晕，这让我感到恐惧，我的乳房的疼痛已经燃烧到了白热化。作为同行，我不得不强颜欢笑，很老练地侃侃而谈。
　　放射医生回来后取掉了针外鞘，一阵剧烈的令人作呕的牵引感过后，ＫＯＰＡＮ’Ｓ线留在了那个位置上，线的末端在我的乳房里面张开，就像一只正在瞄准的细小的箭。手术中，医生的手术刀将沿这条线切开我的乳房。据此可以推断，看不见的微钙化点就潜伏在那条线张开的末端。
　　技师把垂到我皮肤上的软线用胶布固定住，然后在上面敷了一大团纱布。在他们扶着我回到担架上时，我说“我不想躺下”。于是当“运输工”把我推回电梯时，我坐了起来，想看看我们要去哪儿。先升到四层，然后进了手术区，他们把我“停”在主手术室接待处外面的小间里，将我脸向外地“卸”在那儿，好像我的担架就是他熟练操纵的小汽车。紧挨着我的是一捆搭在墙上的乱蓬蓬的拖布。
　　利用等候的时间，我开始观察手术室的秘书。一顶绿帽子盖住了她的头发。她的绿色手术罩衣前面系着一个小气的蝴蝶结。偶尔，她抬头看看我，但她什么都没说。我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比较干练并沉着冷静，好像我在这里仅仅是为了参观手术。
　　“你的医生马上就到，”另一个女人从拐角出现，浅棕色眼镜，红头发，“我是你的麻醉医生，我现在要给你做静脉注射。”
　　她的名字说得太快，我根本就无法听清楚。
　　“我只做局部的，无知觉麻醉，”我回答，提醒自己尽量用恰当的词语，那些专业术语。
　　她的眉毛，也是同样的浅棕色，扬起在她的眼镜上方。“哦？”她说，“这么说我不必在这个屋子里喽？”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回答。
　　一个护士来到担架的另一侧。她没有做自我介绍，只是说：“我联系过你的医生，他说无论如何都要你做静脉注射，以便于手术顺利进行。”
　　我的心脏开始猛烈撞击，“怦、怦、怦、怦”。瞬间，我丧失了一直紧紧抓住的对良好感觉的支配。如果我能设法坚持下去，如果所有病人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将与医护组保持平等，而不是成为他们的牺牲品或被动的接受者。我们将有能力和权力去告诉他们，我们能够忍受什么，我们不能忍受什么。他们会聆听我们的心声，为了配合他们的治疗我们需要干什么。
　　麻醉医生开始静脉注射，并用三条细长的透明胶带把静脉注射管固定住，液 体慢慢滴进了我的静脉血管，一个冰冷的手指沿着我柔软的胳膊内侧直直地划过。护士把我的担架摇摇晃晃地推到急诊室，交给正站在那里看管着她的工具的消毒技师。我被转移到了手术台上，它又黑又窄，冰凉得像蛇皮一样。
　　我听到主治我的医生的说话声从走廊里传过来，嗓音深沉而有磁性。当护士把我胳膊上的血压计橡皮箍袖扎紧时，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然后，当他俯身在我头顶时，我透过绿丝网口罩看到了派特诺医生褐色的眼睛，在他的瞳孔里我看到了自己的眼睛。他以前从没给我做过手术，但他却赫赫有名。“如果你的乳房组织有病变的话，找他没错。”医生们曾经告诉过我。和我交谈过的每个女人也都这么说，但是她们经常将他的人品与他的技术相提并论。“他太好了，”她们曾告诉我，“无微不至，温柔随和。”
　　“这里很冷，”他说，“你是否感觉舒适，对手术能否成功非常重要。”然后他要了几块毛巾，于是护士从加热装置中取出几块热腾腾的白色大毛巾。他把热毛巾缠在我的头部和脖子上，两个胳膊上又各裹了一块。“咔哒”一声，他给手术台上了锁，然后让我的膝盖弯曲，把垫子滑到我的腿下面。他要了一双拖鞋给我穿上，然后把另一块热毛巾包在我的腿上。有时护士像医生那样敏捷，就像她们擅长诊断什么病症或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不适一样。同样，有时医生也会像护士一样富于同情心，让人能从中得到慰藉。
　　当护士用满是泡沫的肥皂清洗我的乳房时，肥皂水流进了我的腋窝，浸到了后背，派特诺医生去前厅消毒了。护士把一个金属板垫在我的臀下，它会确保医疗组使用ＢＯＶＩＥ单级电刀实施电烙术时我不会受到强烈刺激。ＢＯＶＩＥ单级电刀能用来封闭流血的血管，同时又可以像刀一样切开组织。就在医生回来给我的乳房实施局部麻醉前，护士把一个深绿色布单搭在我头部上方的支架上。手术室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在如同帐篷支起的被单下，一切看上去都是青翠的、潮湿的。我的呼吸变得急促，我的脸开始渐渐发热。麻醉药物渗透到了我的乳房里面，我感觉到医生的手开始拉动和挤压我的组织。
　　当他用烙器进行烧灼时，轻微的刺痛从我的乳房一直传到了后背。组织受到烙器的切割的同时，血管又被密封起来，一股烧焦的肉味弥漫在空气中，穿过帐篷的纤维透了进来。如果我闭上眼睛，我能把自己分割开来，只把我的乳房留在桌子上，任由医疗组人员用他们那技艺娴熟的手去处理。护士打开收音机调到一个老年频道时，我点着脚为那些我从六七十年代就熟悉的歌曲打节拍，消毒技师也和我一起哼唱起来。不时地，护士会俯身在我耳边低声说：“一切进展顺利，你还好吗？”
　　我意识到，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我们召集到了那个房间里，包括医生、护士、消毒技师和我。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身体的微观世界，想了解其复杂的构造，从而揭开人体的奥秘。无论何时，我们都会为身体掩藏部分的欣然展现而激动不已。用小手电我们能窥见曲曲折折的外耳道，还有阴道、咽喉、错综复杂的长长的脉管等这些身体的其他通道，还可以借助于光亮的钢具或柔软的导管在其中穿梭。富有弹性的肌肉和组织，颜色像鲑鱼一样鲜艳的半透明的大肠小肠。还有皮肤，忠心耿耿地守卫着身体的内部；然而，必要时，却轻而易举地在刀刃下屈服。我爱我的身体，这种声音发自于我思想丛林深处的寓所，哪怕它背叛了我。
　　我记起了我做医护人员这些年中结识的那些勇敢的患者，想起我经历过的许多令人难忘而恐惧的时刻，因爱而生的令人恐惧和震惊的行动时刻：外科手术中，我手捧一个男子的心脏站在一旁；观看住院医在尸体上练习他的手术技能；一个精神病女人跑出了重症护理中心，而床垫还捆在她的后背上；被烧伤的男孩，腿和融化的聚酯裤子粘连在一处；站在产房里的内科医生把刚接生出来的奄奄一息的早产男婴抱在怀里，不断晃动，哼着歌，因为孩子的父母因惊吓过度而不知所措；垂死的男子赤身裸体逃出医院跑进雪地，为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父亲给自己的儿子验尸；因流血过多而死去的修女，她的血把墙壁和天花板映上了斑斓的彩虹般的颜色；一个呼吸机上的男子，当他醒来时告诉我，他能听到我对他说的每件事情，一夜复一夜，是我让他把握住了生命。
　　我是那样幸运，因为我没有处在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不像这个年轻护士，所有的事情她还不明白，她甚至没有观看这些过程的权力！而我，像派特诺医生那样，从容地走着自己的路。如果我能够一如既往地爱护我的身体，不管是强健的还是脆弱的，都一视同仁满怀关爱和同情，那么我该有多幸福啊！
　　“在那儿，”医生说，我感觉他的手抬起并离开了我的身体，从我的乳房上切开的口子
　　里扯出一块五分镍币大小的肉。被叫来的一个勤务人员火速把活组织送到放射科进行放射线检查，在那里将用Ｘ射线确认乳房Ｘ光照片原件上看到的全部微钙化是否全部存在。我们在手术室里等待着，十分融洽地谈论着关于西蒙和加丰克尔的热门话题。
　　等到放射医生打电话说，是的它们都在那里，一丛白色的钙像闪动光泽的米粒四溅；等到派特诺医生把我乳房上打开的“盖子”合上，用精细的缝线层层缝合了乳晕处的弯曲刀口；等这一切都结束后，我坐在轮椅上离开了手术室。当护士从我身边快速掠过时，我对戴绿帽子沉默的秘书挥手告别。活组织被送到了病理科，在那里它将被进一步研究，然后要在几天后，我才能知道结果。
　　直到现在，在我右乳房的轻微的凹陷上方仍有外科手术时留下的一个不明显的紫色斑点。虽然现在的我比赖利医生办公室里的十几岁时的我要睿智许多，但是这次经历使我确信了一件事，我曾经有所体会而如今才彻底领悟：作为一个女性患者，将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生殖器官存在于体内，即使对妇女健康的常规检查和处置程序也极其具有侵犯性，这让我们感到了自身的脆弱。要“勘探”清楚女性的身体，我们必须扩张器械，植入探针，直达深处。
　　而且，几乎每个女性器官都表现得既真实又富有象征性——乳房，既能用来哺乳又能带来快感；阴道，迎接生命的通道，却成了文学和谈笑中的禁忌走廊；子宫，婴儿栖息的巢穴，当无用时又被视为我们的敌人——于是，在这些区域进行的操作无论在生理还是在心理上都会产生反应。所有的器官都代表着色情和性欲、生殖的优雅和本能的冲动、少女时代的天真和衰老没落的演变。男人也是一样，他们的阴茎，还有藏在里面的前列腺，一个栗子大小的腺体固定在盆腔里并缠绕在尿道始端。摘除前列腺，切断神经，会使男人阳痿。接受前列腺检查时，男人必须像胎儿一样蜷缩着暴露自己，像女人一样，每年一次，忍受着检查者戴着手套的手指的摸索。
　　我的活组织检查呈阴性。周五下午，就是外科手术后的第二天，派特诺医生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原以为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让我继续去做检查，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从病理科得到了诊断结果。
　　“你好，”他说，“你感觉还好吧？”
　　听到他的声音我很高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乳房很敏感，”我回答，“还有些肿。”实际上，冰袋下面颤动着的乳房仍在疼痛。乳房旁边有一条难看的紫色斑痕沿着肋骨延伸到腋窝下面。
　　“肿胀的情况怎么样？”他问。
　　“不太严重。”
　　“哦，”他说，“很好。”
　　他好像是突然想起，然后说：“很高兴告诉你，活组织检查是良性的。”
　　我的第一反应仅仅是惊讶。“你已经确诊了？”
　　“是的。我要求他们尽快做出诊断。一星期后我去看你，然后拆掉手术线，好吗？”
　　“好的。”我说。然后，我仍在说：“谢谢，太感谢您了。”
　　挂了电话，我终于等到了一种深深的释放感。我被宽恕了。我想让泪水夺眶而出，我想放声大笑，或者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我想出去散步、去赞美路旁的一切美好事物。但我只是站在厨房中央，一阵安详而怪异的空寂让我平静下来，就像一片云吹到了太阳前面，阳光无法通过窗子照进来。我曾经到达过紧张和莫名紧张的顶峰，抑制住呼吸。随后，就像海浪轰然冲上沙滩又悄无声息地消散般，焦虑不见了。我已经躲过了这一劫，正因如此，我心情激动万分欣喜。但一种更微弱的感觉，一种令人恐惧的忧虑，已经迅速占领了我的心灵。
　　我想知道，当我把那些好消息告诉我的病人们的时候，她们会是什么感受。她们是为之庆祝呢，还是和我一样也进入这种悬空的期待中，想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她们是否会想，因为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病人的问题上，所以我抛弃了她们，或者不屑于回答她们的提问，就像我的问题，无疑是模糊的而且难以清晰表达的，但又是棘手麻烦的。
　　和我的病人一样，手术后的我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因为我已经得了钙硬化，它是否还会在体内继续发展？我是否应该停用雌激素呢？自从我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后，就一直在服用这种药物，它会刺激乳房组织保持原状，但是有些研究表明，这同时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性。如果我继续服用雌性激素，那么我是否需要六个月拍一次乳房Ｘ光照片而不是十二个月一次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我经常在半夜里问自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调整的一系列微小的不请自来的改变，它们是不是我衰老变化的开端？
　　我的问题无从找到答案。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医生懂得一切，他们能治愈任何病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交给他们。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是不可预知并且是难以信赖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在体内瞬间发生，药物只是在对抗疾病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假设集合，不同意见和经验总结的堆积结果。所以我努力按照我告诉病人们的那样去做：探究各种观点，听取专家意见，咨询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最后利用这些可以得到的信息做出最好的决定。当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时，这条常规建议对女人来说就会显得格外重要。当我翻阅杂志寻找一些预防乳腺癌的信息时，埃莱诺在图书馆寻找巴氏测试异常的原因。当乔安娜试图让自己相信盆腔疼痛是出于生理原因时，莱拉则经常问她的朋友她要个孩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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