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梦成真记 第三十九章 好猫的标准

  国宝不由分说,硬把42元7角5分塞到她的手上,并说:“辛老师,您不要推辞,请您收下我每月送来的钱。我说了,曹师的‘失职’冤案,一天不平反,我的工资每天就有曹师的一半,况且您上有老母亲,下有三个孩子,家大口阔,孩子们读书要钱,我不帮你们,于心何忍!”
  小化生下爱林九年之后,在1976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爱文。我们三个孩子,加上龚工两个孩子,这五个孩子都是外祖母带大的。人们常说:家里“有个老,是个宝”,假使我们这两个小家,没有这个老,想带大这五个孩子,可说是难于上青天。所以小化听到国宝讲及家大口阔,立即想起老母亲的功劳。
  小化接受了国宝这个月的一半工资,便问:“文革期间,你曹师想翻科学试验‘失职’案,为我国的科学兴旺,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提出了你们科技人员胆小慎微的症结所在。现在,文革结束已经两年了,你曹师的彻底平反,有没有希望?”
  “我真是不明白,大家都说邓小平同志讲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是对的,但为什么在给知识分子曹厚树彻底平反的问题上,顾虑重重?”
  小化笑说:“你这个话指何人?谁顾虑重重?”
  “我父亲对发表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颇为想不通,方县长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句话,经常放在嘴边上。而在解放龚工的那次会上,那次他却认为,龚工的父亲,在参加‘二七’大罢工前,加入了国民党,他就说国民党的儿子龚工,不能担任国营林场第一把手。我父亲不同意方县长这种逻辑,正如辛老师几次向我讲的,‘未必人间元好人,谁与宽些尺度?’所以我父亲坚持说,要解放龚工,要恢复林场党委会,要任命龚工为党委会书记。结果是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支持我父亲的意见,因而我们国营十万大山林场,才步人了正常轨道。
  “以曹师的情况来说,应该能够彻底平反。但是也有一些条条框框,有的人说,失职处分是反右时候的错案,现在不管;不过,辛老师,中国是前进的。我父亲勇敢得很,如果按照他的主张,一定会取消过时的阶级成分;对历史遗留的冤案错案假案,全部彻底平反;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人看待。
  “总之,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中国的现代化。辛老师,说不定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将来,会出一个或者几个最勇敢的人,解决时代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辛老师,在我的脑子里,有一种预感,预感要不了多久,一定会给曹师彻底平反;预感要不了多久,曹师会回到国营林场工作。”
  这时候,举国上下都在说,冤假错案应该平反。但在平反的实际工作中,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泱泱大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大运动,在全国,造成数不尽的冤假错案。这些中国人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平反?谁来为这些打入另册的百万人才全面恢复名誉?
  史国宝毕业的北京林业大学,位于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北方,与这些著名大学相距不远。史国宝曾听说,在这些大学读书的华侨学生,在五六十年代热血沸腾,回祖国求真理,献青春,报效祖国。而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运动使他们带着伤痕纷纷离境,噙泪喊道:“再见,我的祖国!”
  小化钦佩史国宝,他的思想是跟着时代在前进。因此,对史国宝说:“我们农民都说邓小平是个人才”,盼望他出未当最高领导人。老百姓人人都说邓小平讲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是真理。我们老百姓养猫的标准,就是要养会抓老鼠的猫。如果不会抓老鼠,抓不到老鼠,就不是好猫。百姓不养这种猫。你的曹师在公社林场当技术员,工作劲头非常大,自从1969年,国营林场开除了他,十万大山地区四个公社林场,争着请他担任技术员。本公社东山林场给他的是工分,其他三个公社的林场给他的是工资。你们国营林场不要他,四个公社林场争着要他,这是令人深思的现象,也叫人瞧不起国营林场,这些年,你曹师担任技术员的四个公社,造林几十万亩。现在,全国在平反冤假错案,我要他亲自去找县委组织部,申诉反右派中的失职冤案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开除工作籍,也是因他要求翻这个‘失职’案。只要反右派中的‘失职’案平了反,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开除处分,也就平反了。”
  史国宝支持小化的这种想法。小化和史国宝又说服了我。于是,有一天,我到县委组织部,呈交请求复查反右中失职处分的申诉书。
  这一天,县委组织部一位姓潘的同志,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使我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热情的接待里,有极为真诚的因素,过去对我们知识分子,在政策上是团结。使用。改造,也就是说,把知识分子当做改造的对象。今天,我来到县委组织部,这位潘同志把我当做自己人看待,我被感动得成了小孩子一般,在潘同志面前竟然哭出了声。这位潘同志的年龄,比我小得多,当时我快接近50岁,他最多不超过25岁。潘同志安慰我说:“县委组织部,既是全县党员的家,也是全县知识分子的家。你回到家里了,在家里痛哭,我们完全能理解。”
  小潘等我心情平静后,他诚恳地告诉我说:“县委组织部,复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管文革前的事情。我建议你申诉文革中的处分,不必申诉反右中的处分。”
  我觉得小潘说的是真实情形,过了几天,我又加送了一份申诉书。
  县委组织部长,向管林业的县委委员,副县长史枝打电话,请史副县长对曹厚树的申诉,过问一下。于是,史副县长在一个晚上,到方县长家谈曹厚树的平反问题。方县长同夏青离婚后,找了一位叫吴萍的爱人,在商业局工作。吴萍见史副县长来了,连忙起身请坐倒茶。倒了茶后,便轻轻地退人另一间房,回避丈夫的公事。史副县长心里想:方县长当年决心同夏青离婚,实在是明智之举。如若现在仍然是夫妻,按照夏青在文革中的表现,方县长也就难脱人们的非议了。史副县长向方县长说:“十万大山林场,原来的那个技术员曹厚树,向组织部写了两份申诉,一份申诉反右中的处分,一份申诉文革中的处分。对这两次处分,我想一次复查解决。所以,今晚到你家里,我两人先商谈一下,避免在会上产生不同的意见。”
  “你管林业战线,我不参加意见。你请组织部,派人去调查曹厚树的申诉。不过,我总觉得,县委应该按照省委的指示办,省委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中央应该按照毛主席说过的话办。老史呀,凡事按照毛主席说过的话办,就没错;否则,就不对了。”
  史副县长明白方县长话外的意思:当前,上面仅叫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没有叫平反反右中的冤假错案,最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办。
  史副县长想了想,便说:“我想带着组织部的干部,亲自去调查曹厚树的申诉,把这名技术人员的案子审查明白。”
  方县长笑着说:“我来编一曲河南梆子,叫做《史县长亲自搞外调》,相信我这个河南人,能编好这曲河南梆子,”
  史副县长带着组织部的那位姓潘的工作人员,出去搞外调。小潘问史副县长:“曹厚树申诉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处分,文革和反右相隔很多年,我们如何下手呢?”
  史副县长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调查,认真分析,任何困难的问题,都可以弄明白。小潘啊,你搞组织人事工作,关系人的政治生命。尤其是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是讲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了政治问题,影响三族,影响全家成员,关系他本人和他的亲戚。夫妻。子女的政治生命。这次我们调查技术人员曹厚树,关系到一堆人的政治生命,我们应该从关心人的政治生命出发。”
  史副县长说到这里,想起了文革中自己挨斗的情景,停了一下,接着说:“文革中,造反派斗我,说我关心群众生活,是收买人心。当时,我就不接受这个意见,我不仅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关心群众的精神生活,还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命。我这次为什么要亲自出来搞外调?就是这个原因。”
  史副县长两人,本着认真二字,找十万大山林场几个时期的职工们做调查。以上这些人写的证明,摆在史副县长和小潘的面前。接着,到东山公社林场,找我本人谈话,听取我本人的申诉。
  史副县长。小潘和我,在平等的情况下谈着话,小潘极为认真地记录着我申诉的每一句话,面前的平等气氛,是一个时代;那时斗我的气氛,又是另一个时代。我心里将两种气氛,做了一个对比:同样是我这个曹厚树,运动中受斗争的我,是敌人,是罪人,甚至可以说不是人。挨斗、挨打、挨骂、挨跪,你打来,他打去;你骂来,他骂去,哪里把我当做人看待?为什么老舍投水丫为什么马思聪人在异国唱着《思乡曲》?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而眼前,与史副县长和小潘谈话的我,是同一个曹厚树,现在,他们两人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人看待,这又是此时此刻的真实!当然,我还要做好谅解史副县长和小潘的心理准备,因为他两人不能代表他们的最高上级。最高上级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好,他们对待知识分子,也就通情达理;最高上级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好,他们也就只能心里同情,却无能为力。
  史副县长、小潘他们二人,对我在文革和反右中的两个冤案错案皆调查清楚了,知道都是冤案错案。他们在离开东山公社林场向我道别时,两人都说这两个冤案一起解决,然而,当以后我接到平反通知时,平反通知上写着的却是:取消文革中的开除处分。这说明并没有取消反右中的开除留用处分。因此,工资技术级别,仍然是“开除留用”处分时的助理技术员待遇,月工资仍然是“开除留用”处分时的44元5角。这就是说,反右中的失职冤案,仍然保存在我的档案里,没有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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