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警察 第十一章

  列别杰夫请求允许他来拜访沃林,沃林婉言拒绝,约他在餐馆里见面。两天前顾问已决定解雇谢尔加切夫,收回汽车,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就让冠军开着车兜风吧,录音机也继续录,丹尼斯已百倍地赚回了自己的消费,还是让他再干一段时间吧。
  文质彬彬、外表无忧无虑的沃林来到大街上。在长期隐居生活之后他决定稍稍活动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来去匆匆的芸芸众生。他已经走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左顾右盼地寻找出租汽车和私人车,就感到肩头被人轻轻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走在自己身边的是阿凡提。
  顾问不相信特异功能,现在却突然悟出:存在着生物场。杀手放射着如此强大的能量波,使他不由自主地想伸出手掌,如果不是自卫,至少是与他保持一定距离。
  “日安!”沃林说得声音过大,而且使用了一个他从不使用的词。由于慌乱,还提了个十足白痴的问题:“你在莫斯科呀?”
  阿凡提本可以狠狠地嘲笑一番,但只耸了耸肩,正了正边框厚重昂贵的眼镜。杀手穿着时髦的风衣,雪白的衬衫上系着领带。谁都能准确地猜出,他刚去过理发馆,而且还不是一般人常去的那种。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漂亮的分头,修剪了络腮胡子,唇髭只剩下窄窄的一条。沃林想起赫然贴在《通缉》上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西林的照片,嘿嘿笑了一声,说:
  “真棒,活像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富翁。”
  “我就值那么多,”阿凡提抓住沃林的胳臂肘,把他带到自动电话跟前,“给老板打个电话,我有话对他说。”
  “不行。”沃林答道,并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自信而坚决。
  阿凡提并不威胁他,只是掏出手帕,开始仔细擦拭眼镜,又点了点头,冷冷地说:
  “打吧,打吧。不要胡闹。”
  沃林知道,阿凡提马上就能把他塞进电话亭里,把他宰掉。他走进电话亭,一边拨号一边祈求上帝让老板不在。但这祈祷毫无意义,上帝洞察一切。老板答道:
  “请讲。”
  “您好,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
  “简单点儿,我在开会。”
  阿凡提夺过话筒,挥手让顾问滚蛋,强大的顾问便乖乖地出去了。
  “喂?”老板不快地哼了一声。
  “注意听好,”杀手说,“我是阿凡提。今天咱们见面商量一个问题。”他一字一顿,说得平静有力。“你考虑考虑,一小时之后我再打电话,你指定时间和地点。”他又重复一遍,“一小时之后,你指定时间和地点。”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老板正在啃小羊腿,大家知道,对待就餐他是很认真的。阿凡提知道这点,所以只顾自己谈,并不立刻等着答复。
  假如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不懂得,何时可以并需要耍脾气,何时要默默地忍耐,那他就永远当不上局长,当不上代表,也当不上老板,但他现在同意会面不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而是心甘情愿,因为他马上意识到,阿凡提正是他,老板,所需要的那个人。“咱们就这样奖赏顾问的软弱,再把业务会见和美餐结合起来,”老板这样决定,现在正赞同地点着头。老板从容不迫地点头基本上什么也不表示,他边听边吃的时候总带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对什么都同意。
  他们吃饭的这家烤羊肉馆是最低档的,即使最不讲究的顾客也不愿意来这儿,所以大多数餐桌都闲着。在一个角落里一伙人边吃边聊,还凑钱准备下一次聚会,有个外来出差人员在耐着性子喝臭烘烘的羊肉汤。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发现烤羊肉馆的混乱状况:这里的厨师做得一手好菜,而且知道给什么人使用哪种肉和如何上菜,正是这些貌似容易却远非谁都能掌握的知识,决定着一个人在我国社会上的沉浮穷达。
  跟老板不同,阿凡提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从来不吃不喝。
  “我看见了来莫斯科送钱的那些年轻人。一些臭狗屎,一群用胶合板做的废物,看外表光闪闪的,一落到强者手里,指甲一抠就掉渣儿。圣人面前不夸口,你自己知道,一有风吹草动,这种人只能当垫背的用。你的会计吓丢了魂,没几天好活了。那个年轻的聪明,但你不相信他,让他离要害远远的,这做得很对。你需要阿凡提,像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我有精品标志。如果我失了手,无论是侦查员,还是在法庭上,都不会跟我讨价还价。不做交易就不会出卖你,所以你是安全的。你可以,也应该用阿凡提,让我在最后关头把所有通向你的线头全部掐断。让一个警察或检察官都查不到你头上来。我要价实在,外汇也行,白粉也行,你也不必还价,你是个聪明人,不过酬金要预付。”
  “好,”老板把装着一座小山似的啃过的骨头的盘子推开,喝了一杯葡萄酒,捋了捋胡子,又重复了一遍,“好。”
  不知道是说他吃得好,还是他同意杀手的话。不过他知道,同谁可以开玩笑,说模棱两可的话,同谁必须说个一清二楚。所以老板脸上那种酒足饭饱后的漠然不见了。他看了阿凡提一眼,说:
  “我需要你,我付酬金。你住得怎么样?还可以等多长时间?”
  “我的房子很好,四壁坚固,住着放心。”过了一会儿,阿凡提又进一步说,“可以住两个星期。”
  “用不了那么久。我怎么找你?”
  阿凡提从衣袋里掏出来一个博士的名片。他是个教授,一个老实人。
  “他是个好人,我本不想去他家,但生活所迫,只得去。他是个猎人,我常和他围着一堆篝火坐。你往他家打电话,假如他问起你来,就说你也是猎人。”
  古罗夫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厅里,读埃德加·坡的短篇小说《被窃的信件》。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位作家能进入世界名家之列。也许是翻译的原故,用原文读起来是另一个样子?沃林为什么读这本书,其中有某种特殊意义,抑或是他想放松一下,翻翻这本书当休息?
  读完小说,还了书,古罗夫走出图书馆,坐上汽车驶向体育馆。古罗夫懂得埃德加·坡的意思,他回忆沃林住宅内的布置,力图想象出如何在具体环境中体现这个意思。自然,他首先想到了挂在书房墙上的那枝老枪。据他分析,这东西属于十七或十八世纪。应当检查一下,古罗夫把车停放在体育中心旁边时这样决定。
  训练厅里没有活动,丹尼斯和他的五位朋友,其中有普罗霍尔和基里尔,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听古罗夫介绍情况。他说得很慢,不时做长长的停顿,力求详细而通俗地向没有刑侦经验的人们把情况讲明白。
  “我知道,在你们当中不习惯花言巧语,危言耸听,谈论如何如何危险。我的请求属私人性质。现在我不是警官,不是莫斯科刑侦局的代表,我只是一个陷入复杂处境的人。谁愿意帮助我,谢谢;谁想拒绝,我也没有任何意见。”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携带武器,”古罗夫继续说,“我指的是手枪,刀。这不是你们的武器,但铁棒,哑铃……”
  “我们也用不着,能对付得了。”普罗霍尔插话说。看样子,他在自己伙伴中是个头儿。
  “我相信,但我应该事先说清楚,”古罗夫说,“希望最好不要伤人,使人致残。”
  “不过,首长,这就看情况了。”一个剃光头的老运动员说。他身体的高、宽、厚几乎相等。古罗夫在心里把他称作“立方体”。“我不懂你们的条条框框,但我确切知道,如果要动手,就一下子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看见他手持武器,可以来个一下子。”
  “要是他兜里有枪,还要等他掏出来吗?”
  “去你妈的,先让我说完,然后再提你的这些傻问题。”古罗夫火了。“我有言在先,我在把你们拖进一桩后果难料的复杂事件。如果你们在冲突中不够慎重,就有可能把自己或我送进铁窗之中。我给你们再说一遍,我是以个人身份,如果出点什么事,如果砸了锅……”
  “拉倒吧,列夫·伊万诺维奇,任何瞎扯总得有个终点。”普罗霍尔说,“别再给我们讲规则了。你告诉我们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就解散吧。我家的狗还没遛呢。”
  “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现在我也不知道。”古罗夫回答说。
  奥尔洛夫上校回家来洗了个淋浴,刮了脸,换了内衣。最近三昼夜他只在值班室,或坐在写字台后面趴在胳膊上陆陆续续地睡过几小觉。
  发现了并监视着二十七伙来到首都的行动队员。只能在同一时刻逮捕他们,因为这些散布在偌大城市里的青年人中间有电话联系。没有窃听他们的电话,要想这样做,只有写上成吨的文件后才能得到特许。谁也不确切知道这些行动队员在等待什么,只有古罗夫在片言只语的情报中做出的一些推测。
  专业刑侦少得可怕,奥尔洛夫上校又不能使用从特种部队中拨给他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只适用于直接的逮捕行动。
  奥尔洛夫从洗澡间出来,干净的衬衣,熨好的西服,闪亮的皮鞋已在等待自己的主人了。餐桌上一盘汤冒着热气。他吻了吻妻子的头顶,开始喝汤。
  他喝完汤又刷了一次牙,穿好衣服,向妻子眨了眨眼,道了谢,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就下楼,坐进了汽车。
  上校想:“这个廖瓦,真是个冒险家。如果从这一事件中你能活着脱身,还有肩章和党证,我就去见将军,让他们把这个英雄从我身边弄走好了,升、降、靠边都行,只要我还能看见廖瓦·古罗夫手端茶碗或啤酒杯就行。否则,我就住进医院,全苏医学科学院都只得给我开退休证明书。”
  “不管怎么说,你应该保证给我两小时。”古罗夫对谢尔加切夫说,同时拍了一下沃尔沃闪光的车身。
  “要是主人想早点回来呢?”丹尼斯问。
  “马达熄火了。”
  “这不可能,”丹尼斯苦笑了一下,“这马达不会熄火。除非用大锤砸,或者往大楼上撞。”
  “安排个小事故,找个借口停车。钻到车轮子下面去修。”
  “这他会猜出来,换坐另一辆车。”
  “那就打电话抢先通知一声。”
  “好吧,希望不至于这样。”谢尔加切夫开车接沃林去了。沃林要他去,还让他加满油。
  古罗夫依然相信,射杀波塔波夫将军的手枪和照片顾问就保存在自己的住宅里,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东西拿到手,现在这种可能性出现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古罗夫实施了一套连环计,其结果是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在顾问家已经住了一天多了:要搜查住宅,必须先进去才行。
  古罗夫用暗号按响门铃,但列别杰夫还是在门后轻轻地问了声:
  “谁?”
  “尤里·彼得罗维奇,自己人。”古罗夫答道。
  他事先为列别杰夫编好了解释自己来访的故事。不过这故事也不完全是谎言,它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尤里·彼得罗维奇,咱们有两个小时,”古罗夫坐在主人的书房里说,“咱们必须详细讨论一下您从刑事犯罪活动中脱身的计划,要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您陷得太深了。我制定了一个计划,咱们用一小时讨论它。现在请您去厨房,不叫您,您不要来。我必须熟悉一下某些文件。”
  侦探拍了一下写字台,就往厨房里送列别杰夫。
  “尤里·彼得罗维奇,您童年时不喜欢偷看吧?不?我建议,在您现在这把年纪也不要学,没什么意思,说定啦?”
  “您的行为基本上像一个并不高明的强盗。”列别杰夫嘟嘟哝哝地说。
  “那么我走?”古罗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吧,好吧,连说一句话都不行了。”列别杰夫沉重地叹了口气。
  “那就让您的大脑研究研究,解决下一个问题吧,”古罗夫说,“我是侦探,不是神甫,我不习惯无私地帮助他人。您想一想,为了您的生命和自由,您用什么来报答我。我可是既保护您防备您自己的朋友,又防备我的上级呀。”
  古罗夫这样讲,委婉点说,并不使他感到满足。他简直不得不用这个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同他交谈,陈述这个人习惯接受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上只存在基于个人私利的买卖和交换,别的动机,更不用说利他主义了,都是多余的,所以人总想得到超过自己应得到的额外的东西。
  “我给您的还少吗?”列别杰夫病态地皱起了眉头。“我成了告密者,而且还为您去讨价还价。”
  “不少了,”古罗夫答道,“比我期待的还要多,主要是您供出了老板,即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
  “我?罗戈沃伊?”尤里·彼得罗维奇抓住胸口向后退了几步,“没有的事……没有,列夫·伊万诺维奇,苍天在上,别作孽了吧!”
  正是由于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的罪过,安塔泽少校遭到了毁灭,迈娅服毒自杀,虽然他们是罪犯,但也是人呀!阿尔乔缅科和克鲁日涅夫也被杀害了。这些遭遇和死亡似乎早已成为往事,现在古罗夫面前站着一个面色惨白、颤栗不止的人,一个原本“为幸福而生,就像飞鸟为飞翔而生一样”的人。有义务捍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古罗夫中校从心理上击溃了他,压碎了他的人格。
  “可能我错了,”古罗夫冷漠地说,“是我梦见了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实质不在这里。我要救您,而您要把所有的人都交给我,说出您知道的和猜到的一切。暂时您先去煮咖啡,准备您的自白,我则要看看咱们主人的文件。”
  侦探出去了,只剩下尤里·彼得罗维奇单独面对自己的忧思。他,一个金融巨子,多年来一直是人们的主宰,被他亲自挑选的、最忠诚的人们所簇拥,如今只剩下孑然一身,还陷入了老板和顾问的控制之中,如何落到了这步田地呢?现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民警也死死地抓住了他。“我出卖了自己人,出卖了沃洛佳·阿尔乔缅科和廖尼亚·克鲁日涅夫。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我面临的问题很单纯:不是他们,就是我。”列别杰夫想,“但我没有,也不能说出罗戈沃伊这个姓。可侦探什么都知道了,现在怎么办?我掌握在他手中。不过,检察官也比阿凡提或某个穿皮衣服、总是嚼个不停、瞪着一双鱼眼睛的青年人强。”
  古罗夫回来的时候,列别杰夫煮好的咖啡早就凉了。尤里·彼得罗维奇看了他一眼,知道侦探受到了挫折,没找到要找的东西。虽然古罗夫的举止还跟往常一样,目光坦然而略带讥讽,但这骗不过老狐狸。侦探走进来,想开个玩笑,但忍住了。他端起咖啡杯喝了几口,没嫌咖啡凉和没加糖,眼睛长时间望着窗外,虽然在那儿他什么也不能看到。古罗夫扑空了,这很明显。也许这对尤里·彼得罗维奇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鲁斯兰可能快回来了。”他犹犹豫豫地说。
  “不能,”古罗夫掏出记事本,写了几个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把纸条交给列别杰夫,“您蹲在这里等我的命令。如果沃林把您从这儿赶出去,打电话告诉一声,会有人把您拣起来。”
  “我又不是皮箱!”列别杰夫气愤地说。
  古罗夫对这句话未作反应,继续平静而淡漠地说:
  “毒品的事您当然一无所知。您要把收到的现金交给谁?什么时候?还有,一共给您运来了多少卢布?”
  “我没点数,反正要超过一亿卢布,”列别杰夫回答说,“这些卢布也许已经运走了,也许在最近一昼夜之内运走。”
  “送卢布来的打手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走?”古罗夫问。
  “希望收到外汇。”
  “您怎么煮成了这样的破玩意儿?”古罗夫推开了咖啡杯。“好吧,我答应了,现在来解决您的问题吧。”
  古罗夫讲了很久,不时还重复一下,列别杰夫终于忍不住打断他说:
  “我又不是低能儿,早就明白了。”
  “这是现在,您安全的时候。一旦遇到危险,您的脑袋里就一个好主意也没有了。”古罗夫反驳说,“忍耐着听吧,以后就该感谢我了。”
  尤里·彼得罗维奇就忍耐着听,力争记住所有古罗夫的方案:如果发生什么事应该做什么,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一定不能做什么。
  “您的命运在您手中。”古罗夫把自己用过的杯子洗干净,擦了餐桌,又认真看了看地板。
  “您来过的事我怎么对鲁斯兰说?”列别杰夫问。
  “这儿谁也没来过。”
  “您怎么啦,中校?”列别杰夫生气地用手指指地板,“门房呢,他会报告……”
  “未必吧,”古罗夫打断了他的话。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盯着列别杰夫的眼睛说,“祝您今生今世再也别见到我了,多年来您生活得很糟,争取在最后的岁月里起码生活得体面点儿吧。您呀!”他把手一挥,走了。
  同古罗夫中校分手以后,尤里·彼得罗维奇坐在特维尔街心花园的长椅子上清理自己的思绪。此时他已在刑警的监视之下了。
  天气不适宜做长时间的自我审视,银行家很快站起来,在高尔基大街上走了一会儿,朝前后左右看了看,便叫了一辆私人车,向奥尔登卡驶去。
  他用来办银行私人分行的住宅在一座新建大楼的四层楼上。身穿皮衣的好汉们把自己主子的钱都送到了这里。应该说,奥尔登卡大街并不适合做秘密交易。这里人不很多,它的商店也不能吸引外省人,所以刑警们很快就查清了谁是什么人。
  这些好汉们狂妄得近乎低能,他们把汽车直接开到了楼门口。只有几个人隔着一个街区停车,然后拎着沉重的皮包、提箱,左手捯右手地步行进楼。仅有两个人最机灵,从穿堂院里走了过来。
  三四十分钟以后,信使们晃动着空空的包装物出现在大街上,让人们一目了然,他们把货物留在了大楼内,然后才在可靠的“监护”之下乘车离去。
  货币的湍流终于干涸,行动队员们分散到了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出差人员在首都很难找到栖身之地,但一个业务员解决这类问题却十分容易。他们的落脚之地被严密包围,列别杰夫的“银行”周围也部署了警卫。大家知道,任何银行都有人持枪守护。
  奥尔洛夫上校兴致勃勃地等着:看这批可观的货物如何运出大楼,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将被运往哪里。
  这个问题解决得同样不可思议。一辆拉弗牌小型运货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驶近楼门口,三条年轻壮汉抬下来一个空集装箱。不大一会儿,他们又吃力地把它弄上汽车,拉走了。集装箱被送到货站,作为给遭受地震灾害的亚美尼亚儿童的课本,办理了托运手续。
  奥尔洛夫从第一天起就疑虑重重,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有点不大对劲儿,他这个老侦探在放空炮,他再三逐个检查每个环节,没发现任何虚假的东西。
  送货的小伙子们都货真价实。其中四个正被通缉。去拜访这些客人的姑娘们的眼睛都训练有素,她们证实:这些年轻人都很“厉害”,显然很有钱,两个姑娘还看到了他们的枪。接货的是列别杰夫,货物的真实性也不必怀疑。大楼没有后门,住宅的窗户都对着大街,使用楼门口的只有楼内的住户:三个新婚家庭,两个租房住的大学生,其余的基本成员是退休职工。他们没有携带皮包、大书包或提箱出门过。货物(奥尔洛夫回避使用“货币”一词)送进了大楼,拉走的只有集装箱,可见,货不是在集装箱里,就是在大楼里。
  上校向将军作了汇报,取得检察长的“恩准”之后,请来了见证人和会计员,当众打开了集装箱,发现里面都是斯大林和列宁的全集,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
  搜查列别杰夫占用的住宅也毫无结果。货币,现在已经清楚,消失了。
  “我一定要侦破这个案子,”奥尔洛夫下了决心,“现在钱已不是主要的了。”当古罗夫再次同他联系时,他命令道:
  “你听好。一小时之后我把车开到‘重播’影院附近,你坐到我车里来。继续延误有可能要我的命。”
  任何命令此刻都不能迫使古罗夫做他认为不该做的事。但当他听到他的上司和朋友遇到了危险时,他只说了一句话:
  “明白。”
  古罗夫在赫尔岑大街上走到伏尔加跟前,随它拐进一条死胡同,站住了。古罗夫坐上后排座,严严地拉上窗帘。奥尔洛夫在座位上转过身来,看了看侦探,说:
  “咱们在这些日子里都没变年轻啊。”
  “这世界上任何人也办不到。”古罗夫也用这种口气说。
  “秉性难改,我不能再等了,今天就下达逮捕令。”
  “这不行。我把着脉,外汇还没到,逮捕还早。”
  “你不要问是怎么搞的,反正我们放跑了公司集中起来的现款。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集装箱,但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些破书。”
  虽然古罗夫没出声,但上校提高了嗓门说:
  “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今天我的刑警一半是废物和笨蛋,可别的又没有……”
  “但执行这样的任务总能挑选些……”
  “守候钱吗?什么地段更重要呢?谁来监视那些亡命徒?两天后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代表们明天就开始报到。卢布、外汇、毒品,即使是火烧眉毛,我们也应先抓匪徒。”
  “是应该,”古罗夫同意,“可是头子又要溜掉。”
  奥尔洛夫叹着气说:
  “唉,廖瓦……”
  古罗夫模仿处长的作派,把手一挥说:
  “算啦!不要往心里去,总能设法对付过去。什么时候抓?”
  “早晨五点。我们准备了所有门的钥匙,悄悄地进去。”
  奥尔洛夫微微一笑又说:“咱们互相配合。唉,我还忘了。我把你的手枪带来了。”
  “我有,”古罗夫说,“甚至更好……”
  “是抓瓦赫鲁申时得的吗?”奥尔洛夫突然笑了,“‘马格奴姆’无声手枪?我猜那时你就昧下了一支手枪,”他试图给自己的声音增加点正式的意味儿,“中校同志,现在可不同过去了,今天这样的事能使你……”
  “彼得,”古罗夫不让处长说下去,“就让这样的事过去吧。就让我只承担这藏匿罪犯手枪的责任好了。”
  “百姓打算,上司决策,”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说着,把一个信封隔着桌子递给坐在对面的沃林。
  顾问从信封里取出来一本护照和一张机票。
  “什么时候?去哪儿?”沃林有些慌张。他看了一眼护照,看见了老板的照片,“我什么也不明白。”
  “拿来吧!”老板探过身来,收回了自己的证件。“我今天飞往柏林,一定得去。我什么也无法改变。”
  “开始了,”沃林想明白了,“预谋好了的出差。他一走了之,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对付刑侦局和检察院,更重要是对付公司的那些普通土匪。他们不会像一般人那么想,不愿意等,只会无情地砍杀,射击。”
  “我只好完全托付给你了。”老板气呼呼地嘟哝,揪自己的胡子。“不加监督地完全交给某个人,这个我真难以忍受。货在我手里,只好把它交给你了。”
  罗戈沃伊用拳头撑着蒙着绿呢子的桌子站起来,阴沉沉的大块头居高临下,一动不动,仿佛化成了一尊雕像。
  “小心点,鲁斯兰奇克,不要胡思乱想!”他坐回到沙发椅上,差点把它压碎了。他又含糊不清、连呼哧带喘气地嘟哝起来:“这些新部长们真见鬼。他们年轻,机灵,不知道今天干的是什么,更不能想象明天要干什么了。”
  “您可以信赖我,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沃林小声说,“我的无可挑剔的忠诚已经得到了证明。”
  “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一辈子都装成正派的样子吗?”老板问。不等回答他又继续说:“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刻欺骗一次,从而登上宝座。我劝你不要这样。你知道现在阿凡提在哪儿吗?”
  “在罗斯托夫闲逛。”
  “阿凡提在这儿。”罗戈沃伊拍了一下自己的衣兜。“我之所以相信你,也有他的份儿。鲁斯兰奇克,这你都正确领会了吧?”
  “不要威胁我,老板。”沃林明白,没有他不行,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我既不怕你,也不怕阿凡提。我不撒谎,不坑骗,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有原则,这很好。”老板友好地表示赞赏。“那么用毒品换外汇由你来搞,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的。”
  “给债主们分多少?”
  “什么?”老板如此惊讶地望着自己的顾问,以至对方不好意思起来。“你心爱的古罗夫会给这群畜牲们的,谁都有一份儿。”
  “您和古罗夫联系上啦?”
  “你是真病了,”老板作了诊断,“干吗还教猫逮老鼠呀,它不就是会干这个吗?”
  “那么,您找他就是为了这个?”沃林握紧拳头,按住胸口。
  “他还能干什么呀?”
  “而汽车,运白粉过布列斯特呢?您亲自说服我……”
  “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①,”老板得意地冷笑了一声,“他的体系也许还有别的内容,但我个人知道,一个人应当有所信仰。你让那个民警搞得焦头烂额,相信这是最主要的。对你这种洁身自好的人我当然不能说,我要把一大批现金抓到手,再把这些后生统统交给当局。说老实话,你肯这么干吗?”
  
  ①苏联导演、演员、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年)所创立的舞台艺术理论、方法和表演技巧。
  “永远不肯。”
  “因为你蒙在鼓里,所以才没让狗子注意到其他人。至于侦探另有企图,抓个把人,这与你无关。”
  “个把人,”顾问喃喃地说,“他们是咱们客户的近卫军呀。我还来得及……”
  他沉默了,因为知道,如果老板说的是实话,古罗夫正在捕捉这些使者,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除非跟他们同归于尽,但阵亡者公墓只适宜于无名小卒。
  “这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像最次的……”
  “这就是说,”老板看了看表,“我要聘请一位优秀侦探,你为我找到了他。那就放心吧,谁都认为自己最聪明。你的中校此时正在大伤脑筋,而且还确信他在独自做什么决定。好吧,让上帝去评判他吧。现在你听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怎样把毒品换成外汇。”
  沃林边听边记,同时还思考着,如何在决定性关头让古罗夫不能发挥作用,“在我鼓捣毒品的时候,如果这个侦探不被绝对隔离起来,我就得发疯。”
  事件会发生如此转折,出乎他的意料。老板竟这般卑鄙无耻、诡计多端又小心谨慎。不过鲁斯兰·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清楚地知道:低估古罗夫,认为他在被牵着鼻子走,也是极其危险的。可能老板瞒过了中校,像他瞒过了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很可能侦探根本就没让他牵着走,而是在运筹帷幄。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必须绝对保险。
  奥尔洛夫上校报告说,他要用三辆汽车,至少九十名刑警,三辆救护车,还希望在早晨九点以前把五位检察院的侦查员请到局里来,图利林听着听着,把一支铅笔折断了。
  奥尔洛夫得到了人和设备,当然,不是他要求的全部数量。能满足全部要求的是更高一级的官员,用于比逮捕武装匪徒更重要的目的。
  三月的莫斯科,凌晨四点,天黑是肯定的,至于干燥还是潮湿,就要看运气了。
  这天早晨干燥甚至不冷,但奥尔洛夫上校仍感到寒气逼人。他站在刑侦局的大门前,默默地送同事们。这些人有的他很熟,有的只知道姓。假如真有上帝,上校会向他祈求:“给我权利,让我随便坐上一辆车也去吧。”然而祈求无门,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只得回到办事处,来到了将军的办公室。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朝茶炊和盘子上的夹肉面包点了点头,仍继续写着。
  现在他的刑警们可能正在射击,搏斗,流血。将军还在写。上校斜倚在沙发椅里嚼橡皮似的面包,喝淡而无味的茶。
  电话铃终于第一次响了。将军和上校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又如一个人和他在镜子中的影像一样,同时用手掌擦了擦眼睛。上校站起来,将军啪的一声按下开关,说:
  “办事处,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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