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 1940年(三)

  3月2日,星期六我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想写日记了。我真的累坏了,以至于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值得写。感到累的原因之一是天气寒冷。2月28日~29日1940年为闰二月。下了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了。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现在,我又要安排这一学期的工作了——勤工俭学计划等等。上周六下午1时~3时以及今天的同一时间,我都在监督学生进行教室大扫除。被选出来协助我工作的6位女学生很负责,她们因此得到了锻炼。我得挑选一位对此事很感兴趣的人,明年接替我做这项工作,在我看来,这项工作非常有益于培养人品。
  昨天,那两个人从庐州回来了,身上背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棉花胎,实际上是一条装满了羊毛的白色被罩。羊毛是从古尔特家剪来的。现在,我们准备教学生织毛线和染毛线。我们希望教会许多学生做这种活儿,然后,她们可以回家教其他人。我们精力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手。
  芬兰节节败退使我们感到悲哀,然而,我们必须坚信战火的灰烬将孕育出一个更坚强、更纯洁的国家,因为,真正高尚的人经历苦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纯粹。
  这星期,我和瑟斯顿夫人吵了好几次,这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承认,这些天我脾气急躁,而且也很累,但也确实是她惹火了我。她话里有话地说,很多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就应该做完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和力量做这些事。我们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们一直人手不够,而且,我们有规范的课程表,再花时间去收集教师的个人课程表就显得没有必要——这将浪费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但是,我确实也不该为此发脾气。
  上个星期一晚上,我太累了,6时30分就上床睡觉了,因此,错过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场气氛热烈的音乐晚会。
  我们想为邻里30个吃不饱饭的孩子开办救济班,但是,我们买不到足够的大米给孩子们吃。
  程夫人对买米的问题一筹莫展。我们的米只够捱过3月份了,她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现在买还是再等等看。她侥幸地认为,也许汪精卫来南京时,米价就会降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不会来的,即使他来的话,也不会久留。真是一团糟!3月22日,星期五我已经有近3个星期没在日记上写一行字了。为什么呢?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筋疲力尽了。
  3月7日(星期四)~3月15日(星期五),我一直在上海,其中有4天参加全国基督教教育年会,大概有20人出席了会议,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有来自敌占区的,也有上海本地的。遇到这些在教会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士,听他们报告主要面向中学制定的教育计划,我感到很有意义。
  来自北平的代表对北平人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穷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在上海的其余几天,我为我们的手工课程买材料,也为我自己买了一些东西。几天来,我一直为自己购物花掉的钱而感到心中不安,那么多人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亟须救济,而我却为自己花掉那么多钱,这样做对吗?上海的情形也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看到他们,我真受不了。他们不是在买生活必需品,而在买奢侈品。
  我还去看了黄梦泽,她们一家让我感到欣慰。她和丈夫、孩子从中国西部回来已经一年了。
  他们穿的是普通的棉袄,吃的也很简单,3个儿子都决定不去看电影,把省下的钱捐给西部的穷人。
  旅行并不比一年前方便,虽然人们可以从旅行社买到车票,但是,现在已没有“红帽子”负责把旅客的行李送到站台上了,因此,自己拿不了的行李必须托运。火车到站前15分钟才开始检票,旅客蜂拥而过——孩子们可惨了。现在火车上共有三等车厢,普通傀儡和日本人坐二等车厢,高官和大傀儡坐一等车厢。我感觉坐三等车厢更舒服。
  从上海回来以后,我一直感到浑身乏力,现在还没完全从旅行的疲惫中恢复过来。我觉得吃简单的中国饭菜,再喝点牛奶,比吃西餐有营养。
  这一周就要过复活节了。瑟斯顿夫人早就建议过我们多读《圣经》,多唱赞美诗,以庆祝这一节日,而不像去年那样每天诵经布道,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昨天晚上,我们没吃圣餐,而是开了祈祷会。两个学生宗教团体本周的5天都在学校的大礼拜堂聚会。我们不知道人们对本周的重大意义理解多少,我们热切盼望能有一位虔诚的中国高官来主持本周的活动。我们今年没有举行大型活动,只是在复活节那天早晨举行了一次简朴的晨祷。
  过去的一星期有许多因素使我情绪低落,可能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劳累至极。此外,令我感到压抑的原因首先是新政府的成员(汪精卫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南京,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像模像样地亮出了党旗和国旗。看来“新中国”将在3月30日宣布成立。真是手段高明,可以分裂国家、蒙蔽民众了。汪精卫这样做,完全是由于他争权夺利,还是由于他憎恨蒋介石,或是由于他真的认为这样做对中国有好处?令人痛心的是,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但是,迫于生计不得不沦为汪的党羽。第二个令我情绪低落的原因是我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来找我,有那么多的信件寄来,让我深陷其中。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休假感到无望,无论是休假还是工作,我都必须事先做好两手准备,而同事中没有一位中国人可以统管全局。
  3月23日,星期六今天寒冷、多云。下午1时~3时,我监督勤工俭学工作,然后,和监理助理一起评分。接着,我和凯瑟琳出去散步。我们首先拜访了科拉,这个苏联小伙子在南京经营了一家生意红火的汽车修理厂。他主要为日本人修车,自然也就了解他们的心态。他认为,日本人很灰心,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控制局势。他说,他感到美国将要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这就是萨姆纳·威尔士出访欧洲的原因。
  南京街头的小汽车突然增加了许多,坐者都是“将要成立的”政府官员。许多官邸正在修复。米价稍有回落。
  3月24日,星期天又是一个阴冷的天气。人们还期盼着复活节会春意盎然呢。我们仍然生着炉子,不能不生火。
  今天校园里接连举行了几场礼拜。早上7时,林弥励主持了复活节的早礼拜。在上午10时的礼拜上,瑟斯顿夫人做了题为《觉醒·奋起·生存》的布道。7时15分,我主持了青年学生教徒的礼拜,伯奇先生做了一场训导性的布道,哈丽雅特唱了赞美诗。10时,做礼拜的学生不如我期望的多。
  下午6时,我和伯奇一家吃中式晚餐,然后,高三的学生来喝茶、吃点心。4时30分的基督教各派联合礼拜,参加的人更多,因为,美国学校的美国学生也赶来了。普赖西斯博士主持了这次礼拜。
  人的记性真差——也许应该说我的记忆很差。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1927年的3月24日,正好是13年前的3月25日,我们遇上了“南京事件”。这一事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13年前的今晚,我们几个人在贝利大厅(the Bailey Hall)阁楼上朝西的小屋里向外眺望,只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里一片黑暗。教友会的医院即大学医院,或称鼓楼医院。还在燃烧,人们能看见威尔逊家被烧毁后的余灰,我们在南京进行了数年的传教工作不得不结束了。6个月后,我们有些人重返南京继续坚持传教工作。13年前的3月25日,是所有外国人离开南京的日子。
  昨天,一位邻居告诉我们,重庆政府一年后将迁回南京。
  今天下午,哈丽雅特、瑟斯顿夫人和我设宴款待斯坦利·史密斯。席间我们谈了许多问题,包括基督教教育的未来。在这个领域我们做出了什么意义深远的贡献呢?斯坦利说,中国的某一所基督教大学过去10年没有培养出一位牧师,然而,我们的主要职能之一仍是培养教堂的领导者。
  今天上午,在南门教堂有39人接受洗礼,鼓楼教堂有29人接受洗礼(去年复活节南门教堂有164人接受洗礼,去年秋天有25人接受洗礼)。这就是宗教的乐趣。
  3月25日,星期一13年前的这个下午我们离开了南京,13年前的这个夜晚,这座大城市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了。短短几年发生了多少变化!如果日本人得逞的话,那么,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将没有一个西方人。
  现在很少听到轰炸机飞过,只是偶尔有几架飞机飞到附近的村庄去吓唬游击队。邮政飞机和客机已有所增加,有定期航班飞往上海和北平。
  今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考虑实验班的课程表。我单独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对此她们谁都不感兴趣,而且谁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似乎谁也难担此任。我觉得这是我的失败。
  我们教职员工之间的猜忌越来越多。我看这是我3年中所面临的最让人灰心的事情——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的忌恨使我们无法合作。对明年秋天的工作计划我还没有一点概念,然而,我坚信一切都会好的。
  今晚,中国教徒设宴庆祝普赖西斯博士来到上海50周年。过去这么多年,他目睹了多少世事变幻啊!3月26日,星期二新政府本周六的成立大典正在筹备之中,不过仍有许多事难以预料。新政府是否能成立是一个问题,成立后能维持多久又是一个问题。一个争权夺利、彼此忌恨的政府是不可能有什么凝聚力的。
  上午11时,我去南京教会委员会参加投票,决定是否为600名穷孩子开办几所半日制的特别学校,保证他们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
  今天下午4时30分,我去艾伯特·斯图尔德家,参加为普赖西斯博士夫妇举行的招待会。舒厄兹家现在住的房子已重新修复好,这令他们很高兴。
  学校奉命本周六必须放假。我们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让她们周五晚上就回家。
  米价已经降到了每担25美元。
  3月30日,星期六今天“新”中央政府成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哈罗德·费伊(Harodl Fey)今天下午来拜访我,他上午参加了典礼。他昨天来到南京,旅费由日本政府提供。他获此优待是因为他被当成了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即将成为《基督教世纪》的编辑)。
  他简单地对我讲述了以下情况: 典礼是今天上午在前贡院的一幢大楼里举行的,大约有75名中国官员宣誓就职。那个大房间空空如也,只有地板上画了5个圆圈,那些官员们就站在里面,新闻记者被指定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没多少日本人露面——只有几个海军代表和报界代表。在这个房间的前方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党旗和国旗,没挂日本国旗。在拍照处有许多穿着新制服的中国士兵,而外面有许多日本兵。典礼开始时,盖在画像上的布帘被拉开,孙中山的画像展现在人们面前。汪精卫讲了几句话,他说,他确信孙中山是赞同他们的行动的(哈罗德说,从那75名官员的表情看,如果房间里有椅子的话,他们肯定羞得钻到椅子下面了)。接下来是拍照,那个主要角色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实际上他可能没什么病。
  下午有一个大型游行,这座城市的5个区都按指定人数派代表参加。学校也派了代表团(我们照常上课,就当没接到通知。绝大多数教会学校为了避免麻烦都放假了)。今天晚上放了好长时间五彩缤纷的焰火。
  昨天晚上从上海开来的一列火车出了事,车头和4节车厢出轨了。据报道,没有人员伤亡。
  今晚我们没收到报纸,因此,看来今天似乎也有火车出事了。我没有听说这座城市里有恐怖活动。
  吉米·王(Jimmie Wang)以前盘下了一个店铺。过去两年,他有许多机会扩充店面,而且,他确实也不顾廉耻地这样干了。最近,他一直在囤积大米,据说,他昨天被砍了头(不真实)。
  3月31日,星期天本指望几位日本客人昨晚抵南京,但结果没来,他们来电报说不来南京了。
  下午做礼拜的妇女,每次都要讲述一个个悲惨的故事。这些妇女久久不愿离去,向我们倾诉自己的遭遇。今天,我又听到一些人在讲述她们的遭遇。
  面带悲伤的那位乡下老奶奶也做了礼拜,她惟一活着的儿子正在坐牢,据说,他备受折磨,日本人硬说他是游击队员。没有劳动力,地也荒了,年迈的父母心都碎了。
  黄大妈也在场,她靠出租两辆黄包车为生,现在,两辆车都被那些流氓抢去了,她的生活没了着落。她没地方讨公道。
  4月6日,星期六这星期有五十多架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飞越这座城市上空。有报道说,今天早晨有许多伤兵被送进了城。
  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大概都是新贵的。许多民宅、官邸和办公楼正在修复。米价曾下降到每担24美元,现在又涨到了近30美元。我今天上街时看到好几群小孩,我跟他们聊了几句,得知他们好多天只靠喝粥填肚子。
  今天下午,我们几个人去国家公园观赏樱花和桃花,看到的一切都很可爱,但也有大杀风景之处: 有些建筑物被战火摧毁了;明孝陵的墓丘上曾种满了美丽的古橡树,但现在几乎被砍光了——是官方下令砍的,用来当柴烧。
  今晚,我参加了一场非常愉快的学生晚会。我们应该多举行这样的活动。
  4月7日,星期天今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绣线菊和紫丁香开花了,香气扑鼻。今天,几批重型轰炸机掠过南京上空。晚上,探照灯搜索着天空。多么糟糕的晚上,晚饭后,一位学生跑来告诉我,3名学生明天将出发去西部——步行去“自由之土”。她们今天下午离家(家长以为她们回校了,我们自然以为她们还在家)。下午1时,程夫人、王先生和我分别去了这3名学生家,我去了第三个学生的家。家访后,有两位家长来到学校,我们焦急地谈了很久。明天清晨,这几位家长将去两个火车站,如果找不到这几名学生,他们就派人去芜湖,他们认为,孩子将取道那里。想想看,这几名任性的学生要长途跋涉上千英里!她们身上只带了不到100美元的钱!4月8日,星期一上午7时45分。一名学生的父亲今晨来到学校,说他的女儿昨晚一直在一位亲戚家,另一名学生也在那儿。今天下午,第三名学生的父亲也来了,说她女儿一直和他在一起。很显然,这些家长是怕我们开除他们的女儿,所以竭力袒护她们。但是,昨天晚上大家确实被这几个年轻人急坏了。今天上午和下午,这3名学生陆续出现在校园里了。因为这件事,她们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她们的出城通行证都被父母收去了。晚上,我看到这3名学生都躺在床上,头蒙在被子里哭泣,同学们焦急地站在周围。校方安排大王分别和她们谈话,尽量帮助她们认识到爱国就是要坚持学习,至少今年是如此。他会像慈父一样和她们交谈,我相信他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我们希望会有收效。
  4月10日,星期三今天中午,豪·帕克斯顿、我、凯瑟琳及她的客人一起吃中式午餐,帕克斯顿告诉我们德国侵略丹麦和挪威的消息。这支疯狂的军队极具破坏力,极度仇视其他民族,不知道德军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在上生物课时几名学生不守纪律的问题。学生们感到老师对他们责备太多,让她们做得太辛苦,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兴趣。
  4月11日,星期四我在海伦·丹尼尔斯家参加了为多萝西(Dorothy)和罗伯茨主教举办的晚宴,刚刚才回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收听来自宝岛电台的广播,大部分节目报道了挪威的局势和正在进行的激烈海战。战争将在何处、以何种方式结束呢?我为英国朋友感到难过,也为盟军和德军阵亡的青年们难过。不知道今晚拉贝先生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知道他的看法。
  4月14日,星期天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一个更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今天下午,弗朗西斯·库姆斯(Francis Coombs)来信说她来不了了,对此,我感到很伤心,因为,她富有中学教学经验。是我把事情耽搁了,才与她失之交臂的……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收到报纸,也没有关于欧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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