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稳定的货币对于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种稳定的货币使人们在从事进出口交易时能进行可靠的估算，并降低为了确保汇率波动风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早在1979年西欧各国政府就已联合起来，把当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彼此紧密地联结起来。至少在欧共体内部抵消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统治的丧失而造成的消极后果。这还有利于经济上欠发达地区进行经济赶超活动，逐渐形成“趋同”局面。负责保障汇率稳定的是货币发行银行，它在任何时候都会使里拉、比塞塔或英镑以固定价格与德国马克相兑换。多年来，对于货币投资者来说，欧洲货币体系本身就是一笔很好的生意。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如意大利、英国或者爱尔兰，对于国家或私人贷款提供的利息高于美国和德国，而且汇率风险是很小的，反过来兑换成德国马克或美元也是受到保障的。
　　然而德国统一却使这个体系陷入了混乱。通过与东部的货币联盟，联邦德国政府赊购了民主德国，即事实上一个破产的工业国家。德国马克的货币流通总量迅速膨胀，并没有一种商品和设备的相应等价物，而且面临通货膨胀率增高的威胁。联邦德国银行以大幅度提高利率来对付这些危险，所有其他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也不得不紧紧跟上，以便使自己的货币相对于德国马克的实际价值保持稳定。然而这种做法在总体经济上看还是很成问题的。高利率就会使投资窒息。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洲范围内突然受到袭击，大型康采恩公司开始把他们的结存款项分别兑换成里拉、英镑和比塞塔。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些货币即将升值。尽管如此，欧洲联盟的掌权者还是犹豫不决，不敢贸然放弃欧洲货币联盟。最后，整个欧洲一体化的主张都受到影响，他们希望立即结束德国统一危机和高利率危机。两年之后，甚至这个希望也化为泡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两年就是很长的时间了。
　　在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危机中，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即以美国百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财产为基础创建的量子基金会的首领，嗅到了他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德鲁肯米勒是人格化的美国之梦。在大学的时候他屡经失败，甚至70年代才通过银行学徒的招工考试。然而他作为出奇制胜勇敢下注者的名声使他在匹兹堡一家小银行谋得一份股市行情分析的工作，然后在德雷福斯王朝充当财产管理人，最后作为乔治·索罗斯的接班人，登上了这家基金公司的宝座。自此以后，原籍为匈牙利的索罗斯通常只作为富有鞋力的公司广告人物发挥作用。他还作为东欧经济改造的促进者和资助者贡献了他的力量。如北美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关于索罗斯报道的标题所说的，他是“推动市场的人”，而量子基金会的真正领导人则是德鲁肯米勒。
　　1992年8月，德鲁肯米勒最早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保卫者们的形势实际上是如何棘手。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马，各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几乎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坚持既定的兑换汇率。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泄露出消息说，货币比较疲软的国家准备接受德国马克贷款，以便补充自己的货币储备。
　　对于向欧洲货币体系发起攻击的人来说，关于货币发行银行的德国马克储备的数据是十分珍贵的，这就像在战争中获得一座被围困城市的食品和饮用水储备情报一样。用这些数据武装起来的德鲁肯米勒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他的战略十分简单，每天不断地借来大量英镑，只是为了在英国各家银行中立即兑换成德国马克，这些货币机构再向英格兰银行要求提供德国马克。越来越多的模仿者也照此办理，他也就越来越有把握迫使英格兰银行倾尽全部储备。最后，英格兰银行作为以现行高额市场汇率进行支付的最后买主，将无力支付，从而不得不让英镑贬值。量子基金会此后以不断下跌的汇率重新购买英镑，同时又还清贷款。即使英镑只下跌了10％，这笔生意就可以从每英镑赚到25芬尼的利润。
　　直到9月的第二周，英国人还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抱以希望。英国人凭借无限的德国马克资金储备从理论上是能够保护英镑抵御这场攻击的。为了对付规模越来越大的投机浪潮，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数十亿马克。法兰克福的货币守护者们相信，这种投放将激起通货膨胀。9月15日，德英两国的团结互助走到了它的极限。当时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赫尔穆特·施莱辛格在一次报界联席会议上顺便解释说，欧洲货币体系需要作出一些“适应反应”。这个表态在几分钟内传遍全世界。后来，金融专家在送交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判断说“这等于发出一份建议广告，让人们‘购买英镑’！”
　　通过协议和法律迫使自由的资本流通遵守规则的约束，伦敦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就只剩下这一个武器了。他可以提高利率，让攻击者为他们——借来的——赌注上税。在施莱辛格背叛的第二天，他在上午11点和下午2点，两次提高银行新出手货币的利率，每次提高2％。然而预计从英镑贬值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提高了的利息成本。拉蒙特自卫措施的唯一结果就是投机者依旧大笔大笔地借款和兑换。到下午4点，英格兰银行全部储备的一半都已赌输并且支付出去。几个小时内，英镑贬值9％，攻击者获得梦幻般的利润。仅仅德鲁肯米勒就为量子基金会挣到10亿美元。索罗斯事后公布了这个数字。
　　在以后的几天，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重复上演了这场戏剧。为了防止遭到同样命运，瑞典人和爱尔兰人进行了强硬的紧急自卫。他们一下子把利息提高到500％和300％。但是投机者非常准确地把这种自卫解释为一种虚弱的表现。他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坚持不了多久，如果他们不想扼杀自已经济的话。瑞典人到11月终于罢手，重新恢复正常利率，瑞典克朗贬值9％，爱尔兰到第二年2月也紧紧跟上，货币贬值10％。
　　围绕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斗争远没有终结，坚挺的法郎还在坚持着。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法国货币从来没有受到人们过高评价。1993年初，这个欧洲第二大国的国民经济甚至比德国还要好。从以往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已使那些追逐利率的人尝到甜头。仅仅波恩和巴黎所宣布的要保持对德国马克的平价并且在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下也要拯救欧洲货币体系的政治意志就足以挑起新的投机浪潮。巴黎的货币发行银行在数月时间内进行了支持性购买的一切努力，并试图强迫法兰克福的同事最终降低利率，以便减轻欧洲货币体系的压力。德意志联邦银行在7月29日星期四的董事会会议上并没有满足这个愿望，此后再次掀起大规模投机浪潮。第二天在巴黎的法国财政部匆忙召开的解决德法危机的紧急会议上，法兰西银行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要求他的法兰克福同事们极尽全力予以支持。在代表团辩论的时候，他们实际正经历欧洲货币体系的总崩溃。仅仅一个数字就可以证明这场针对法国的世界范围的投机活动所取得的十足优势。在第二天上午投机活动达到顶峰的时候，一时间巴黎中央银行几乎每分钟即损失1亿美元。到交易所关门的时候，拉罗西埃的工作人员已抛售了500亿美元，这些总数的一半处于投机家的手中。
　　施莱辛格和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汉斯·蒂特迈耶尔并不想承担罪名，也不想为估计还将继续下去的投机活动承担责任，他们建议法国人放弃努力。而这些法国人相反地把整个问题的起因都推到德国头上。星期日深夜，拉罗西埃和他的政府还在徒劳地向德国人施加压力，直到星期一清晨1点钟，在东这一过程的关键。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世界的储蓄财富应当不断地流向能得到最佳利用的地方。货币主义者认为，这种最佳利用当然就是指能带来最大收益的投资。因此来自资本雄厚国家的金钱在充满投资机会的地区就能够使储蓄者收获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地，接受贷款的人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那些利息最低的贷款人，从而不必在国内屈服于本国银行卡特尔或者说不必向本国银行交纳高额利息，以致于他们在国内用于投资所需要的储蓄大幅度减少。从这种资本流动中获益的——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所有民族。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最佳投资会带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货币主义者就使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具有了更高的理性。正如蒂特迈耶尔原来在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中的同事、今天在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中任职的格德·豪斯勒所说的，这种理性的体现者只不过是“用货币贬值和提高利率的手段对政治上的错误施加惩罚的仲裁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金融市场是评判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法官和陪审员”。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丧失权力只能是一件好事。政府失去的只是滥用权力，只是过度征税和提高债务导致通货膨胀的机会。这是强制性的“正常纪律”。
　　这个没有国界的金融市场真的能成为福利的总源泉，成为经济世界的理性守卫者吗？这种说法不仅会发生误导，而且还是很危险的。类似的说法使人们看不到与此相联系的政治风险。因为国家越是依赖于投资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无顾忌地对于那些本来已经特权化的少数人即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实行优惠政策。而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们货币的稳定的表面价值，对他们的利息收入尽可能减少征税。这些市场崇拜者不断地把这些目标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中由此形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金融经济的短路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减少征税、降低国家开支，放弃社会福利平衡，其结果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谁能够为（资本的）强者创造良好条件，谁就会受到奖励。而违犯这条热带丛林规律的政府就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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