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谁能自救？
　　——中产阶级消失和狂热的蛊惑者得势“整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巴西，到处都充斥着不平等，都有专门为富有的精英们修建的隔离区吗？”“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大胆。是的，甚至连俄国都已在成为巴西。”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5年于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
　　在维也纳施韦夏特机场，这架执行汉莎航空公司5851航班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在飞往柏林泰格尔机场的途中已经晚点，但仍以令人恼火的悠闲姿态缓缓地驶向起飞跑道。30岁的彼得·蒂施勒伸展四肢躺在第16排右侧靠窗的座位上。他极力想显得放松些，但他的身体却在告诉人们：我累得吃不消了。他疲惫不堪地凝视着眼前向上翻起的小折叠桌，目光呆滞，他开始讲述。
　　在1996年6月这个周五的早晨，他清晨5点起床，驾驶着租用的汽车飞快地驶过摩拉维亚和东奥地利的魏恩区，赶乘9点零5分飞往柏林的飞机。在那里他上午有一个约会，晚上他要回到在波恩附近艾托夫的家中。周末他要去西班牙，周二他必须去美国。对他来说，乘飞机就像其他人乘有轨电车那样随便——因此他过的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生活吗？
　　蒂施勒了解这个世界，但却没有人了解他。他不是经理或职业网球运动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机械师，更确切地说：他为计算机控制的喷射铸造设备修改程序中的错误。他疲于奔命且悲观失望，讲起话来直言不讳。
　　“这样拼命值得吗？”他自问自答他说。“我每月工作260个小时，其中有将近100个小时是加班。8000马克的薪水实际留给我的只有4000马克，因为给我定的税率等级是一级。”他缺少时间过家庭生活，“国家在挥霍我的钱，将来不会有剩余的钱给我发养老金”。尽管他的雇主，高度专业化的巴腾费尔德机器制造公司有可观的利润入帐，但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却有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工作职位被裁减掉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蒂施勒未经问及就列出了他认为该对这件不幸的事负责的那些人，“移民和土耳其人”。此外，“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为俄国花费这样一大笔巨款并提供发展援助，甚至还要为犹太人付买煤的钱”。如此“廉价拍卖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公司真是发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人，他知道在选举时选谁：“当然是共和党人”，尽管可惜这“还不是个真正的政党”。虽然他“不能大声嚷嚷”这件事，但的确“有许多公民现在已经把自己武装起来了”。
　　换场景，另一个飞机场，类似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反应：在1996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法兰克福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副经理卢茨·比希纳不得不安慰一位发怒的经常乘飞机的旅客，这位旅客在他的飞机起飞前12分钟才到达B31号登机口，而此时已停止登机，因为办理登机手段所需的最短时间几周前从10分钟延长到了七分钟。比希销冷静地解释新规则并对这位急匆匆的旅客表示理解：“人们到处都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压力，甚至有些人现在遇到一点儿小小的不幸都会作出攻击性的反应，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尽管如此，比希构仍令人信服地声明，“当我每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我都很高兴。我支持这家公司”。不过几天前他曾同他的1000名同事一起站在机场入口处的大门前，因为尽管经营状况良好，却又有86名汉莎航空公司的职员要被解雇。
　　同那位。动力交瘁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专家彼得·蒂施勒一样，35岁的比制内也没有孩子，“因为失业可能很快也会落到我头上”。当然他本人“愿意节省共少拿工资，只要这能确保我们的工作职位”。但是全球化的螺旋形下降趋势不会始终得不到回应，“将会有反抗，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希伯说。不过他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当然我会参与，但是我不想在示威游行时被人开枪打死，我将事先带着我的希腊女友迁居到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上去”。
　　现代的极端主义者彼得·蒂施勒和担惊受怕、爱好和平的卢汉·比希销，这两位迄今为止过着富裕生活的普通公民，是德国乃至欧洲未来发展的典型人物形象的体现吗？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不是展现出了千年之交时的日常政治生活画面？是挥舞拳头冲上去还是偷偷地溜走，将成为决定一切的问题吗？尽管历史不一定会重演，但是毕竟有许多迹象表明，与曾在20年代支配过欧洲大陆的那些冲突相类似的种种冲突正在复苏。
　　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粘合剂出现了裂缝，日益临近的政治地震正在向一切民主政治发出挑战。这种情况在美利坚合众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对此情况的研究少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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