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阿伦奥维治
　　我所指的60年代是从1962年开始的。我曾经生活在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会运动，纽瓦克的和平与社区组织，以及改革民主党的政治，这些都是50年代后期的“现代”。那个时代，南部新的公民权利运动崛起，北部黑人社会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爆发，类似于我们今天核裁军运动的中产阶级和平运动也愈演愈烈。那时，公民权利运动已经进人对抗阶段（绝食静坐和争取自由的游行），尽管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声音此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视，离黑人争取权利运动的高涨也还有五年的时间。
　　脱年代的头几年仍然浸染着50年代的文化气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乐进入城市之后，摇滚乐的音乐形式便出现了，但是迪伦（Dylan）仍然弹奏着无电声放大的吉它，而甲壳虫乐队在音乐舞台上还几乎没有踪迹。那个时代的“高雅”文化继续散发着现代的真诚和文学的激情。聚集在雪松、白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里的报头士们基本上还不能够被郊区的人们所接受，他们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来的力量经常被认为是他们的音乐与众不同的地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强烈地指斥一个社会把其优秀分子变为麻木无能的人，而有着严重俄狄浦斯情绪的凯鲁亚克（JaCkKerouac）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取代麻省的洛维尔，于是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霍姆斯创作了《走开！》，随即就隐身于大学校园教书去了。与50年代后期为数众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作品一样，他的作品只是辉耀一时的烛光，而不是能够引发一场运动的持久的火焰，事实上，经历了“垮掉派运动”，只有凯鲁亚克、金斯堡，以及旧金山市的佛淋盖梯还依然活跃，他们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了；到了50年代后期，他们的反叛精神已经退化为一切失败了的浪漫主义的政治和艺术所共有的那种玩世不恭、惊世骇俗的特征。
　　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党派评论》（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评思想的重要杂志，虽然杂志的代表人物放弃了这份刊物，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家取而代之已经相当久了。在这些新进作家的脑海里，贾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费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开创的传统已经模糊不清了，他们这一代人更偏爱特里林那以“真实性和真诚为精髓的美学。特里林美学的这一精髓已经脱离了献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杂志创办人在政治上的激进。
　　1962年前，我经常出入于白马酒吧，在那儿，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饭桌旁。当时，他笑听着布伦丹·贝汗酒醉后讲的故事和知识阶层的政治难民们之间热烈的交谈，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尽管50年代坝区的难民大批地离去，但我们这些人仍然留在这些城市里，有的为服装工人联合会工作。那时，这个工人联合会正想通过吸收热烈而激进的年轻人来使自己重新活跃起来。前社会党革命派领袖、现任联合会培训协会会长泰勒（Gus Tyler）在那时就已经值得工人领袖们现在仍然没有明白的道理：领导者脱离了群众，就谈不上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泰勒的试验，也许可以称之为约翰·刘易斯主义（JohnjL．Lewisism），在冷战自由主义的社会条件下失败了。激进的煽动者如塞达瑞斯、布鲁姆沃尔克等人大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完全不愿意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会运动，除非领导者允许他们发动产业工人中那些正在壮大却没有组织起来的部分进行阶级斗争。他们还不了解合作的精神已经在工会领导者的心里扎下了很，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用来挽救工业使其免于崩溃的实际方法。
　　塞达瑞斯为把僵化的国际妇女工人联合会（IL－GWU）引入一个有组织的主动出击、进行斗争的运动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后的结果却令他感到沮丧，不过，他为自己杰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个宣泄口。他与几个同事组成了工会代表联合会（FOUR），不走发动群众的道路，从而使积极分子的概念长期从工会的词语中消失。这使在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老一辈社会主义者异常震惊。塞达瑞斯认为，如果一个工会失去了阶级斗争的理想甚至于不再有对新社会的憧憬，那么它至少应该能够向它的干部支付一份还过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环境。今天，“会中之会”的思想已经吸引了厌烦了的广大工会官员的注意力。许多国际工会已经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当然，服装工人联合会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由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会代表们组成的工会领导核心坚持自我牺牲的原则。
　　培训协会被解散了，但却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进青年中最具献身精神的人加入，工会不能指望再度成为美国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许会有人认为，60年代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因其在一种双重意义上背离了密尔斯（C．Wrisht Mills）所说的劳工形而上学（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劳工运动视为全球社会变革的闪电律；在与资本进行斗争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劳动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义思想勾画出他们的希望。
　　麦卡锡时代（the McCarthy era），劳工运动斗争性的明显衰退，消费者社会的出现——这一切都没能吓倒这为数不多的激进分子，他们每星期五都在白马酒吧灌上几加仑啤酒，与披头士们和过去文学激进运动的老兵们在拥挤的房间里推推搡搡地走动着。那是惟—一场没有被30年代反苏浪潮摧毁的文学激进运动。当然，其最后的休息地是所谓的“文化自由议会”（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则是《遭遇》（Encounter），但却不是50年代的《评论》或《党派评论》。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许是一切记者和编辑中最伟大的人，最后竟然成了极端保守的杂志《读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这次转向右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并不随波逐流。他们试图与欧文·克利斯托尔派、锡德尼·胡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离，对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现一劳永逸地证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社会主义都优越。例如，有一个小团体团结在《持不同政见者》（Dissent）周围，这份刊物是欧文·豪（IrvingHOwe）和刘易斯·寇泽（Lewis Coser）于1952年创办的。还有一个更小的团体跟随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帜下，这是朱利叶斯·雅各布森为在知识分子中保留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而作出的尝试。从一种角度看，豪与正在从先前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数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断：不管资本主义多么可怕，斯大林主义以及东欧都代表着一种更糟的选择。但是，豪仍坚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会主义在自由剥削和极权主义的对立中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他的同龄人则在一种有组织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们的信仰。
　　国际共运发生了后斯大林危机，紧接着，美国共产党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报告，之后，这一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了。当时，由于认识到政治镇压是法西斯主义的预演，美国共产党实际上已转入了地下，因此，相对地说，美国激进青年多未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产党，但仍为其保守和谨慎的行事态度而忧虑。党内的争论和随后斯大林罪行的公之于众使我们的心情无法平静，党内左派明明白白的错误也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非常渴望与某些激进势力有联系，但并不想加入美国共产党，特别是因为党的右翼已被和平主义者马斯特（AJ．Muste）关于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组建政党的呼吁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几个夜晚，我乘船渡过哈得沙河，去听取各个托洛茨基派别中左翼的意见。被称为右派的共产党领导人同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个新左派的前景展开了讨论。他们讨论了与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保持独立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不断坚持民主权利的必要性，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不断努力以图重新活跃劳工运动的必要性，也讨论了对迅速发展的和平运动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必要性。自从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败了的竞选中吸纳了禁止核试验的原则以后，和平运动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与总书记尤金·丹尼斯的中间派曾经结成联盟阻碍过共产党民主化改革的实现，因而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中间引发了一场是否同少数有改革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保持关系的争论。同时，1959年，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业民主联盟认为到了该对涂于瘫痪的学生组织进行重组，使其恢复组织活动的时候了，于是请联盟在密歇根大学的分会负责这一任务。作为一个团结的口号，“工业民主”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这是那个时代的并发症。学生领袖哈伯和汤姆·海登因此坚持这一组织中的学生社团的名称应该改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他们二人与工业民主联盟的主席麦克尔·哈灵顿所持政治观点相同，但是坚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常委们都应该更保守一点。我第一次在白马酒吧见到哈灵顿时，他正处于文学的新托洛茨基阶段。他的文学批评比他的政治荣文更有名气。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的观点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相信能够在工人社会权利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劳工党的组织。他支持其组织中广泛存在的“第三阵营”社会主义独立联盟的立场，而不是亲西方路线的《持不同政见者》。
　　作为一个受到以前人民阵线影响的工会分子和民主党积极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与哈灵顿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争论过后来导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哈灵顿一豪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有关问题：我的观点是，劳动人民和工会主义者除了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反腐败引发了对党纲和党章进行改革的运动，运动的多样性以及50年代后期的和平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为新联盟的产生提供了机会。新联盟起码要经受得住党内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战。当时哈灵顿持传统的第2方立场，在世纪之交就已被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接受。助年代的后期，哈灵顿的思想又改变了，但他不久便发现，新的激进派在他和豪离开的地方又振作起来。
　　因为纽约是一个民主的大本营，纽约的民主党员们更为关注的是党内的领导权问题，而不是击败共和党的问题。在初选阶段而不是在大选阶段，意识形态和权力就受到了质疑。由一些工会活动分子（主要是服装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师组成的自由党早就失去了权力平衡的作用，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954年大选的灾难性表现之后，美国劳工党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积极分子现在已经加入了改革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的主要问题是它能否成为一个大众自由党，也就是说，在制定党的政策方面，它能否发动起职业的选民来。
　　这些就是这架政治机器的最后岁月，它既是一种文化的形式，也是结构更加严谨的政治权力。这架机器建立在机构资助的基础上，公民就业的社会服务系统的引人，社会总体服务系统的职业化，都使这些资助机构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于此，战后，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民以及这架机器的选民基地越来越郊区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汇一百零八街的一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里用晚餐的时候，发现酒吧提供日本饭食，却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这是上西区的人开始向郊区移动的一个早期现象。同样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只是艺术家们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纳了后来民主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拥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尔德，费尔柴尔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记者；艾德·考什，一个拥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律师；萨拉·斯科思考夫，一个年轻的职业政治家，我还是青年民主党的领导人的时候，在新泽西州的伊塞克斯县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中见到过她。
　　约克维勒（York Ville）曾经是德国的机械师和匈牙利的劳工们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国塞斯特斯各普一样的工厂。50年代初，我就曾经在里面工作过。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很时髦的东区。该区在议会中的利益是由温和的洛克菲勒共和党来代表的，但该地区仍然有一个工人选民支持的很有实力的民主党地方组织。这些地区来了一个年轻的左派律师，他同约克维勒领袖们以及党的老战士哈灵顿一起从事改革运动。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师马克·雷恩（Mark Lane），专门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来毫无希望的刑事案。他对引起公众注意有着准确无误的感觉，能够凭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众的政治想像力，他拥有一种非凡的才华，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职业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来就有一种特别生气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谈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对广大听众的时候，他的言辞才会激烈起来。在约克维勒的莱克星顿大街，他在贫民屋中租了一间房，这种地方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与他那作演员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玛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们是经由他的姐夫比尔·努周介绍认识的。比尔·努周是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的一名官员，他也曾一度荣耀过，在50年代后期出任过这一命运不佳的兄弟会的主席。他实际上已成为纽约劳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该会没有放弃工会运动，但现在他只是兄弟会在当地的一个业务代理。努周要求我为雷恩进入州议会出一份力，虽然我当时住在新泽西的纽瓦克，但我还是答应了他。现任民主党领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为在维托·莫坎托尼奥的左翼党失势之后跟随着爱尔兰和意大利高政治家的东哈莱姆地区波多黎各选民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马克·雷恩由于为贫穷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赢得了声誉。
　　雷思后来在立法界度过了短暂而有光彩的一段时间，也因此成为引人争议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绩就是揭露共和党议会发言人卡利奥和一帮商人为掩盖丑闻而制定的非法计划。那个丑闻后来导致卡利奥下一次选举失败，而雷恩本人则一跃成为推行廉洁政府的政治家和和平运动活动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内的支持者举行小规模的会议，以决定他是否应该寻求第十九选区改革民主党的提名。这个选区是“U”形，开始于西区，接着在巴特雷弯过来，最后到达下东区。里奥纳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这是在几近传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萨皮奥（Carmine De Sapio）领导下，仍然强有力的民主党政治机器的一个产物。法布斯特恩并不比纽约议会代表团中其他议员更差。他在这架政治机器之外的政治基础是下东区十分传统的犹太社会。但这一曾经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于人员向郊外和向布鲁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涌入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击败了萨皮奥本人，第一次赢得了西区大多数俱乐部的控制权。其他严重的挑战在切尔西（Chelsea）地区加剧。在这一地区，新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负责的合作机构正在取代码头的贫民窟。为了同法布斯特思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须完成改革运动，虽然在阿尔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张改革的立法者，但他还不是这一地区的居民，该地区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请我做他的竞选经纪人。我们一起进入了一个较上层的权力圈子，这个圈子里有那时还没有着穿竞选的哈灵顿，刚刚宣布参加议会竞选的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还有曾在维托·莫坎托尼奥的组织中做过头头、现在在约克维勒民主党的俱乐部里表现活跃的沃勒斯特恩。从一开始，雷恩就被指控为是外乡人，身边都是一帮来自外地的政治投机者。但是，他的竞选活动受挫是由于另一个也许是更致命的弱点：他总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一个组织去战斗，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如果不是全不相干，也是次要的。因为改革运动是一种反体制的联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党内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现象主要是指接受资助方面。简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种适用于专众人士亿社会极分，以确保被选举出来的官员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最优秀的人士会得到这些工作。在这些问题上，雷恩说得很响亮，但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过多地注意了那些推举候选人的人。他以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参选，虽然在一开始议会竞选的时候，他不得不广泛地使用反腐败的主题。1962年春，我们试图通过提出加强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不断提高对贫穷的关注，以及改善本区摆展居住条件和工作状况的重要性等问题来猛烈攻击那些改革派。事实上，在竞选的最后，所有候选人都对霍恩翩纲领作出反应，认为越南问题是令人费解的，不正常的。不过，就运动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纽约、伊里游、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党显然是站在党的自由派的立场上，但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控制的问题，而越南问题、核武器和公民权利与该宗旨并无多大关系。另一方面，雷恩认为议会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地方，程序问题使他毫无耐心。
　　改革运动是美国政治新风格的一个早在体现，大批中层职业人士和小工商业者参加了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这使民主党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成为一个超越领导人联盟的劳工、黑人、职业政治家和一部分资本家的群众组织第一次有了可能。在这里，中心问题是纯洁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权利和经济公平，虽然，毫无疑问，运动会成为解决这些传统问题的手段。实际上，这一新的政治阶层的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就是其典范人物，来自南达科他的历史教师乔治·麦克高文（George McGovern）获得了总统提名，成为政治家。
　　雷恩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失败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议会的席位。他的以经济公正问题至上为基点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台。后来，他通过对肯尼迪遇刺事件无休止地秘密调查这种相当古怪的方式重新进入了60年代的话语中。
　　整个60年代，我都与伊夫林·利奥普尔德（EvelynLeopold）保持着友谊。雷恩竞选的时候，他正在参加考什竞选的那些主要的活动。考什是代表村独立民主党参加竞选的，当时，伊什林与数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住在西区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编辑道格拉斯大学学报的时候遇见他们的。海登那时是《密歇根日报》的编辑，正组织大学学报的编辑们争取公民权利。我第一次来到二十一街，是汉伯接待了我。他是当地居民，现在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他身上沾满了油墨，哈灵顿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视为有经验可信赖的顾问一类的人物。与他的妻子凯西（Casey）住在公寓里的海登和哈灵顿一样是有着爱尔兰天主教背景的中产阶级的半西方人。像哈灵顿一样，他举例说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带出教堂，但却不能把教堂从孩子心中带走”。
　　汤姆和艾尔那时正在为这个相对年轻而又规模很小的组织筹备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个会议将于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伦港举行。汤姆负责起车组织的政治宣言。他刚从南部旅行回来，在那里的一次公民权利的游行示威中，他被当众好揍一顿，这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家生命投人冒险的人。作为第一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他显然是最知名也许还是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但他决不是唯一的一个。他使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运动体现了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参加这一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圣诞节和夏季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其他时间人们通过信件、电话和两位全国性的领导人的校园访问来保持联系。由于它的一些成员也是那时很有实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重要活动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学里的重要政治家、编辑，所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尽管它在数量上还无足轻重，但还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就公民权利问题组织了有成效的干部会议。它成为不断发展的大学改革运动，特别是学生争取参与校园决策的斗争的一个真正讲坛。它也为学生和平运动提供了契机，有助于学生和平联合会的成立。
　　当时，我可能误解了民主改革运动，但是，我不会弄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道德至高无上的信条。这是60年代意识形态的主旨最为清楚的表达：力图让生活充满一种现世的精神和道德内容，赋予日常生活以个人意义和目的。
　　改革民主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都相信他们自己是新的历史的主体。学生作为黑人或作为一个新的阶级的他信条只不过是这一代人把自己与旧的劳工哲学区分开来，宣布自己有能力来命名那压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种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资料，后由海登写成的《休伦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个自由争论的轮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公正的问题。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后的一代，这一代不仅为自己拥有最优秀的头脑而骄傲，而且也宣称自己具有的主体性。
　　“参与民主”，为“人民”而奋斗以“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一目标明确地反映了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些太年轻而又远离直接权力的学生无法担当民主改革的选举大任，但是他们痛骂那些现存的机构。这是一个用他们自己的机构来取代原有的控制机构制度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只是在取消现存政治权力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实际上已经和伊夫林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们从办公室下班回家，我从工会回来，我们会马上投入到关于劳工运动、公民权利、民主党和肯尼迪政府的长时间讨论中去。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政治团体，他们承认他们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寻找同盟军。海登试图从瓦尔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联合汽车工会（UAW）得到资助，于是他去了底特律与他会面。但是，尽管让学生组织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汉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鲍伯·罗斯（BOb R。88）和其他人并没有讨好工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相信劳工党和自由党的联合在美国的政治中是没有前途的。他们确实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属于过去的力量，应该被废除掉。通过妥协和寻求暂时的联盟，他们确实在寻找一种可选择的方式来促使美国进入一个民主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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