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拉的灰烬 送电报

  当你明天就满十四岁了,要第一次作为大老爷们开始工作,你很难睡着。黎明,修道院长醒了,不停地呻吟着。我在想该不该给他烧些茶?他外套口袋里还藏着半块面包,藏在那儿是为防我这只大老鼠的,要是泡茶给他,我就可以找机会切一块吃;而且我可以到外婆留声机的唱片匣子里找找,还能找到一瓶果酱呢。
  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知道该把果酱藏在哪儿。
  我给修道院长端来茶和面包,也给自己弄了些。我穿上自己的湿衣服,上了床,指望这样待着,可以在上班前靠体温把衣服烘干。妈妈总说湿衣服会让你得肺炎,早早进坟墓的。修道院长坐在那里吃喝,告诉我,他醒来后头痛欲裂,在梦中,他看见我穿着他那可怜母亲的黑裙子,而她一直在周围飞来飞去,尖叫着:罪过、罪过,这是罪过。他喝完茶,又倒下睡了,打着呼噜。我等待他的钟敲响八点半,那是我起床的时间,我要在九点钟赶到邮局上班,哪怕衣服仍旧湿湿的贴在我的皮肤上。
  我走出家门,奇怪阿吉姨妈怎么来巷子里了。她一定是来看看修道院长是死了还是需要医生的。她问:你几点钟上班?
  九点。
  好吧。
  她转身跟我一起朝亨利街的邮局走去,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我想她是不是要去邮局揭发我睡在外婆的床上,还穿她的黑裙子。她说:上去跟他们说,你姨妈在下面等着你呢,你要过一个小时再来。要是他们不同意,我就上去和他们理论。
  为什么非要过一个小时?
  他妈的,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好啦。
  一些电报童正在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一张办公桌旁有两个女人,一胖一瘦。瘦的问:有事吗?
  我叫弗兰克。迈考特,我今天来上班。
  那么,什么班?
  送电报,小姐。
  瘦的嗬嗬笑了起来:噢,上帝呀,我还以为你是来打扫厕所的。
  不是,小姐。我母亲曾带来一张牧师科帕尔博士的便条,应该有一份工作吧?
  噢,是有,有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知道,小姐,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满十四岁了。
  可真了不起,那个胖女人说。
  今天是星期四,瘦女人说,你的工作要从星期一开始,去吧,好好洗一洗,到时候再来。
  墙边那些电报童正在大笑,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笑,但脸上一阵发烧。我对这两个女人说:谢谢你们。然后走了出去。我听见那个瘦的说:耶稣在上,莫瑞恩,是谁把这个怪物塞进来的?她们和电报童们一起笑起来。
  阿吉姨妈问:好了吧?我告诉她要到星期一才开始上班。她说你的衣服真丢人,你是用什么洗的?
  石炭酸皂。
  一股死鸽子的味道,你让全家人成了笑柄。
  她带我来到罗切商店,给我买了一件衬衫、一件外衣、一条短裤、两双长袜和一双降价出售的凉鞋。她还给我两个先令,让我喝茶吃面包,算是给自己过个生日。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她的奥康纳街去了,她太胖,懒得走路。她又胖又懒,也没有自己的儿子,但她还是为我的工作买了新衣服送给我。
  我把那包衣服夹在胳膊下面,转身向亚瑟码头走去。我只好站在香农河陡峭的岸边,不让全世界的人看见一个大老爷们的眼泪,这一天,他正好十四岁。
  星期一的早晨,我早早起来,洗了洗脸,用水和口水把头发弄平。修道院长看见我穿着一身新衣服,就说:天啊,你要去结婚吗?说完,又回到梦乡。
  那个胖女人奥康纳太太说:啊,啊,我们穿的难道不是最时髦的衣服吗?那个瘦女人巴里小姐问:你周末去抢银行啦?那帮电报童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奉命坐到长凳的最末端,等着轮到我去送电报。有些电报童穿着制服,他们是通过考试的正式工。只要他们愿意,可以永远在邮局待下去,参加邮递员的考试,再参加办事员的考试。成了办事员,他们就可以在室内工作,在楼下的柜台里卖卖邮票和汇款单了。邮局会给正式工发大雨披,天气不好时用。每年他们还有两周的休假。人人都说这是个好工作,稳定、体面、有保障。一旦有了这样的工作,你这辈子就不愁了,你用不着发愁。
  送电报的临时工一过十六岁,就不允许再干了。他们没有制服,没有休假,报酬很低。而且一旦你病了,一天没来,就得被解雇,根本没商量。也没有雨披,自己备吧,要不就想法躲着点。
  奥康纳太太把我叫到办公桌前,给了我一根黑皮绳和一个邮袋。她说自行车太少,所以我只能走路送第一批电报。我得先送最远的,回来再送其他的。她在邮局干的时间够长了,清楚送六封电报需要多久,就算是走路送也要不了一天的时间。我不能去酒吧、赌马场,甚至回家喝口水也不行。要是违反了规定,是会被发现的。我也不能去教堂祷告,要是我非祷告不可,就在走路或骑车的时候祷告吧。别在乎下雨,继续送你的电报,别像个小女孩子似的。
  有一封电报的地址是亚瑟码头的克劳海西太太家,这一定是帕迪的母亲。
  是你吗?弗兰基。迈考特,她说,上帝呀,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进来,请进吧。
  她穿着一件鲜艳的长外衣,上面绣满花,脚上是一双锃亮的新鞋子。两个孩子正在地板上玩玩具火车。餐桌上摆放着茶壶、茶杯和托盘,还有牛奶、面包、黄油和果酱。窗户那边有两张床,以前那里可什么也没有。墙角的那张大床是空的,她一定明白我在想什么,就说:他走了,不过不是死了,他和帕迪一起去了英国。喝杯茶,吃块面包吧,你需要这些。上帝保佑我们,你看上去像从大饥荒年代过来的。把面包和果酱吃了吧,补补身体。帕迪老是说起你,我那卧病在床的可怜丈夫丹尼斯,自打你妈妈那天来,唱了那首凯里舞会的歌曲后
  ,他就再也无法忘怀了。他现在在英国的一家食堂做三明治,每周给我寄几个先令。你一定很奇怪英国人怎么想的,要一个有肺炎的人,还给他一个做三明治的工作。帕迪也在英国,在克里特伍德的一家酒吧有份不错的工作。要不是帕迪爬墙拿来那个舌头,丹尼斯这会儿还待在家里呢。
  舌头?
  那次丹尼斯很想吃个和卷心菜土豆一起炖的好羊头,所以我用家里最后几个先令去巴里肉店买了一个。我炖羊头时,他好像等不及似的,躺在床上一直叫嚷着。我把羊头盛进盘子,端给他,他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连骨髓都吸得干干净净。吃完了,他问:玛丽,舌头在哪里?
  什么舌头?我说。
  这只羊的舌头啊,每只羊生下来都有舌头,用来“咩咩咩”地叫。可这个羊头却偏偏没有舌头,快去找屠夫巴里,找他要舌头。
  我又去了一趟屠夫巴里那儿,可他说:这只该死的羊来的时候,叫喊得太厉害,我们只好割掉它的舌头,喂狗吃了。那条狗吃了,从此就像羊一样“咩咩”地叫了。要是它再不改,我就割掉它的舌头扔给猫吃。
  我回家告诉丹尼斯,他就在床上发起狂来:我要那个舌头,全部的营养都在舌头里呢。你知道后来怎么了?我的帕迪———你的朋友,天黑后去了屠夫巴里那儿,爬上墙,割下来挂在墙上的一个羊头的舌头,带回来给他卧病在床的老爸。我把那个舌头炖熟,搁了好多盐。而丹尼斯呢,他吃完舌头,刚躺回床上,就把毯子一扔,站起来向全世界宣布,什么肺炎不肺炎的,他不打算在床上等死了,要是终有一死,还不如死在德国人的炸弹下,去为家人挣它几英镑,而不是躺在这张床上瞎叫唤。
  她给我看了一封帕迪的来信,他在他叔叔安东尼的酒吧工作,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每周能挣二十五先令,天天有汤和三明治。他很喜欢德国人空袭,这样他可以趁酒吧关门的时候睡上一觉。夜里他就睡在楼上过道的地板上。他每个月给母亲寄两英镑,剩下的钱都积攒起来,准备把她和家人接到英国,克里特伍德的一间房比亚瑟码头的十间房都舒服。在那里,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活儿干。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佬也在参战的国家,你还找不到活儿干,那就太没天理了———美国佬简直花钱如流水。帕迪正计划去伦敦中部找活儿干,那儿的美国佬给小费非常大方,足够一个爱尔兰六口之家吃上一星期。
  克劳海西太太说:我们终于有钱吃穿了,这多亏了上帝和圣母。你一定猜不到帕迪在英国遇见谁了,布兰登。奎格雷,恁们过去经常叫他“问题”的那个,才十四岁就像个大老爷们似的在工作了。他在工作攒钱,好去当骑警,像奈尔森。艾迪那样唱着“我要一直呼唤你哦哦哦哦哦哦”,周游整个加拿大。要不是希特勒,我们都会死掉的,说起来这不是件坏事。你可怜的母亲怎样了,弗兰基?
  她好极了,克劳海西太太。
  不,她不好。我在“大药房”见过她,她看上去比我那卧病在床的丹尼斯还糟。你一定要当心你那可怜的母亲,你看上去也不妙,弗兰基,两只眼睛红红的,直往外凸。给你点小费,两便士,自己买块糖吃吧。
  好的,克劳海西太太。
  拿着吧。
  周末,奥康纳太太把这辈子的第一笔薪水发给我,有一英镑,这是我第一次挣到的英镑。我跑到楼下,来到奥康纳街。街灯已经点亮,下班的人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跟我一样,口袋里也揣着薪水。我真想让他们知道,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个大老爷们啦,我有一英镑呢。我从奥康纳街一旁走过去,又从另一旁走回来,我希望他们注意一下我,但是他们没有。我想向全世界挥舞一下我的英镑,让他们说:看,他来了,工人弗兰基。迈考特,口袋里揣着一英镑呢。
  这是星期五的晚上,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可以吃煎鱼和薯条,去利瑞克电影院看电影。不,不去利瑞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用再跟那帮人坐在一起,一看到印第安人屠杀卡斯特将军、非洲人在丛林中追赶人猿泰山,他们就大喊大叫个没完。我现在可以去萨瓦电影院,花它六便士买张前排的票,那里坐着上等人,他们吃着成盒的巧克力,发笑时用手捂住嘴。看完电影,我还可以到楼上的餐馆喝杯茶,吃上几块面包。
  迈克尔正在街对面喊我,他饿了,不想大老远地往拉曼。格里芬家赶,想去修道院长那里弄点面包吃,再住上一夜。我告诉他不用担心什么面包,我们去大广场咖啡馆吃煎鱼和薯条,管他够,还有柠檬水随便喝。然后,我们就去看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胜利之歌》,再买两大块巧克力吃。看完电影,我们再喝茶、吃面包,完了,就像卡格尼那样边唱边跳地走回修道院长的家。迈克尔说在美国生活一定非常棒,那里的人除了唱歌跳舞什么都不干。他都快睡着了,还在说有一天要去那里唱歌跳舞,问我能不能帮他去。等他睡着了,我开始细想我的美国梦。我得把钱都攒起来当路费,而不是随随便便地花在煎鱼、薯条、茶和面包上。我得从我的英镑里省下几个先令,不存钱的话,我就得永远待在利默里克。我现在十四岁,要是每星期攒些钱的话,到了二十岁,我肯定能去美国。
  有些电报要送到办公室、商店和工厂,这些地方别指望能拿到小费。它们的办事员接过电报,看都不看你一眼,也不说声谢谢。有些电报是给住在恩尼斯路和北环路的那些体面人,你也别指望能从那里拿到小费。他们都雇着女仆,这些女仆跟办事员一样,既不看你,也不谢你。有些电报要送到牧师和修女的住处,他们也都雇着女仆,尽管他们一再说贫穷是高贵的,要是想等着牧师和修女给小费,那你会等死在他们门口的。有些电报是给好几英里外的城外农民的,他们的院子里到处是泥巴,那些狗恨不得咬掉你的腿。还有些电报是给住豪
  宅的有钱人的,他们的房子都配有门房,好几英里的土地被墙围着,看门人招手示意你进去,你得骑自行车走好几英里,路过草坪、花圃、喷泉,才能来到那幢豪宅前。要是天气晴朗,他们就在外面玩槌球———那种新教徒的游戏,要不就是在有说有笑地散步。他们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或是带有徽章和金扣的运动衣,让你绝对想不到战争还在继续。大门外停放着劳斯莱斯轿车,一名女仆在那里冲你嚷,从仆人的入口进去!你懂不懂规矩啊?
  豪宅里的人都带着英国腔,他们也不给电报童小费。
  最爱给小费的人是寡妇、新教徒牧师的妻子和一般的穷苦人家。寡妇们知道英国政府什么时候把钱汇过来,她们会站在窗前等。要是她们请你进去喝杯茶,你得多加小心,因为一个临时工“皮包骨鲁比”说,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寡妇曾邀请他进去喝茶,然后想脱他的裤子,虽然他也真动心了,但还是跑出去,不得不在下个星期六忏悔。他说他那东西挺起来了,蹬自行车时很不好受。但是,要是你骑得很快,再想着贞女玛利亚的痛苦,那个东西会马上软下来。
  新教徒的妻子们从不像“皮包骨鲁比”的老寡妇那样干,除非她们自己也是寡妇。克里斯汀。华莱士是个正式工,准备哪天成为一名邮差,他说新教徒没什么可顾忌的,就算她们是牧师太太,她们反正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要是她们和电报童胡闹一下,又有什么关系?电报童都喜欢新教徒牧师太太,她们也可能雇有女仆,但总是自己来开门,并说:请等一会儿,给你六便士。我很想同她们攀谈几句,问问她们对将来下地狱是怎么想的,但那可能太冒昧,她们会要回那六便士的。
  在英国工作的爱尔兰人都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白天把钱电汇回来,这是我们挣小费的最佳时机,我们送完一批,紧接着再送一批。
  最差的巷子在爱尔兰镇,通向高街或蒙哥瑞街,比罗登巷、奥凯非巷或我住过的任何巷子都要差。这种巷子中间有一条臭水沟,母亲们站在门口倒泔水桶时,大喊着小心脏水。孩子们在这油乎乎的水上玩纸船,或插着小帆的火柴盒。
  你一骑进巷子,孩子们就喊开了:电报童来喽,电报童来喽。他们统统向你跑过来,女人们站在门口等着。要是你把电报交给一个小孩子,让他递到母亲手里,他就成了家里的英雄。小女孩们往往退避一旁,等着男孩们拔头筹。但要是家里没男孩,她们也会来拿电报的。门口的女人会冲你大声说,她们现在没有钱,不过你要是明天还来这条巷子的话,可以上门讨你的小费,上帝保佑你,一切属于你。
  在邮局,奥康纳太太和巴里小姐每天都要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送电报,没有别的事。不许我们为别人做事,像跑腿到商店买东西,或传递什么口信之类的事情。就算有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她们也不管;有人没了腿、发了疯、在地上爬,她们也不管。我们只管送电报,这就是一切。奥康纳太太说:我清楚恁们干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因为利默里克人都盯着恁们呢,我的抽屉里就装着他们写来的报告。
  真是装报告的好地方啊①,托比。麦基压低声音说。
  但是,奥康纳太太和巴里小姐根本不清楚巷子里的情况。当你敲门,有人说进来,你走进去,黑漆漆的一片,角落里的床上是一堆破布,那堆破布里传出声音:谁呀?你说电报,那堆破布便劳驾你为她跑一趟商店,她快要饿死了,只要能弄杯茶给她,挖她的眼睛都行。你又该怎么办呢?说我很忙,然后骑上自行车,把电汇单和那堆破布扔那儿不管吗?那张单子对那堆破布来说根本没用,她没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去邮局支取那笔该死的汇款。
  你该怎么办呢?
  他们告诉你,绝对不能替别人去邮局支取汇款,否则别干了。但是,你遇到一个参加过几百年前的布尔战争的老兵,他的双腿都没了,他说,要是你愿意去邮局的帕迪。康斯丁那儿一趟,他将终生感激,到那儿跟他说说情况,帕迪一定会让你支取汇款的,你自己可以留下两先令,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男孩。这时你又该怎么办呢?帕迪。康斯丁说没问题,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就得滚蛋,你也一样,孩子。这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人说,他知道你现在还有电报要送,不过还是想劳驾你今晚来一次,帮他跑一趟商店,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他还冻得要死。他坐在角落里一把破旧的扶手椅上,盖着一点毯子,椅子背后放着马桶,臭得让你想吐。看着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这位老人,你真想拿上一条热水管,把他扒个净光,从头到脚把他冲干净,再给他吃一顿大餐,里面有咸肉、鸡蛋,以及拌了好多黄油、食盐和洋葱的土豆泥。
  我想把这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人和床上的那堆破布弄出来,让他们待在一间向阳的乡村大房子里,窗外,鸟儿不停啁啾,溪水阵阵奔流。
  斯皮兰太太住在凯里路的帕普巷,她有一对残疾双胞胎,他们的大脑袋长着金发,身子小小,小小的腿悬在椅子边。他们整天盯着炉子,不停地问:爹地在哪儿?虽然他们跟别人一样能说英语,但总是用自己发明的语言彼此咿呀说个不停:航———速———梯———梯
  ———速———航。斯皮兰太太解释说,这意思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她对我说,只要她丈夫每月都能寄回四英镑,自己就够走运的了,就不用受“大药房”的辱骂了,因为他在英国,他们就这样对她。孩子只有四岁,尽管没法走路,也不能照顾自己,但还是很聪明。要是他们能走路,能稍微正常点的话,她就收拾收拾迁往英国,离开这个连上帝都不闻不问的国家了。人们为自由战斗了这么久,可你看看它现在这个样子吧:德。瓦勒拉住在都柏林的高楼大厦里,这个肮脏的老杂种和别的政客都该下地狱了,上帝原谅我这么说。牧师们也该下地狱了,不过说这个我不求上帝的原谅。这些牧师和修女大言不惭地对我们说耶稣是贫穷的,这并不可耻。而一辆辆卡车装着成箱成桶的威士忌和葡萄酒,装着数不清的鸡蛋和火腿驶进他们家里,他们还要一个劲地说应该为封斋期禁食。封斋期,狗屁!我们长年累月都在过封斋期,还禁什么食?
  我也想把斯皮兰太太和她的两个金发残疾儿弄出来,让他们和那堆破布、那位参加过布尔战争的人一起,待在乡村的那间大房子里,给他们每个人都洗洗澡,让他们坐在太阳底下,听着鸟儿的歌唱和溪水的阵阵奔流。
  我不能丢下那堆破布,让她守着一张无用的汇款单不管,那堆破布是一个老太婆,名叫格特鲁德。达利,被利默里克巷子的各种常见病———关节炎、风湿病、脱发,弄得不成样子了,一个鼻孔也快被抠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老太婆会从破布里坐起来,冲你咧嘴微笑,一口白牙在黑暗中闪闪发亮,那是真牙,是很健康的真牙。
  没错,她说,这是我自己的牙,一百年以后他们会发现,我已经在坟墓里腐烂了,而我的牙齿又白又亮,我会被宣称为圣徒的。
  那张电汇单是她儿子寄来的,有三英镑。电报上还留有附言:生日快乐,妈咪,您的爱子泰迪。她说:他能把钱省下来,真是个奇迹,这个小浑蛋,跟皮卡迪利大街的每一个婊子鬼混。她问我能不能帮个忙,替她去取一下钱,再到酒吧帮她买一小瓶“幼神”牌威士忌,还得买一块面包、一磅猪油、七个土豆———一星期每天吃一个。她又问我,能不能替她煮一个土豆,拌些猪油压成土豆泥,再给她切块面包,再弄点水,兑进威士忌里喝。后来她又问我能不能去药剂师奥康纳那里为她的伤口买药膏,再带些肥皂来,让她好好擦洗擦洗身子。她将终生感激,为我祷告,这是因为麻烦我而付给我的两个先令。
  啊,不要,谢谢,女士。
  把钱拿着,一点小费,你帮了我大忙。
  我不能要,女士,您都这样了。
  把钱拿着,不然我就告诉邮局,叫你不用再给我送电报了。
  噢,好吧,女士,非常感谢。
  晚安,孩子,好好待你的母亲。
  晚安,达利太太。
  学校九月开学,放学后,在回拉曼。格里芬家前,迈克尔有时会来修道院长这里停留一下。每逢雨天,他就问:我今晚能待在这儿吗?不久,他就再也不想回拉曼。格里芬家了。他又累又饿,受不了来回四英里的折腾。
  妈妈来找他,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她,只好看着一边。她问:工作怎么样?好像在拉曼。格里芬家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说:很不错。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要是雨下得太大,她没法回去,就和阿非睡在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第二天,她再回到拉曼那儿,迈克尔还是待在这儿不走。不久,她开始一点一点往这里搬东西,最后再也不回拉曼家了。
  修道院长每星期付房租,妈妈继续领救济品和食品供应券。直到有一天,有人检举她,“大药房”便拒绝再给她提供救助了。他们说,要是她的儿子一星期可以挣一英镑的话,那可比有些领失业救济金的家庭强多了,他有了工作,她真该谢天谢地。现在,我只好把工资如数交出了。妈妈说:就一英镑?你不管刮风下雨,骑着车到处跑,就只挣这么点吗?这在美国只相当于四美元,四美元,在纽约四美元连只猫都喂不起。要是你在纽约为西联送电报,一星期可以挣到二十五美元,可以过得花天酒地。她总是把爱尔兰货币换算成美元,这样她才不会忘记以前在美国的好光景,也能让大家相信她在美国时比现在体面。有几个星期,她让我留下两先令,但要是看场电影或是买本二手书,就一个子儿也不剩了,没法再攒我的路费,那我就得困在利默里克,长成一个二十五岁的老男人了。
  小马拉奇从都柏林写信说,他已经腻味了,不想把余生耗费在军乐队里吹号了。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家里。但他得跟我、迈克尔和阿非挤一张大床,他又开始抱怨。在都柏林,他自己就有一张军用床,床单、毯子、枕头一应俱全。可现在,他又回到盖外套的时代,一碰那垫子,羽毛就漫天飞舞。妈妈说:你真可怜,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修道院长有他自己的床,母亲有那个小房间,我们又团聚了,再也不受拉曼的折磨了。我们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烧茶煎面包。修道院长说,你们不该坐在厨房的地板上,那样还要桌子和椅子干什么?他对妈妈说,弗兰基的脑子不大对劲。妈妈就说,地板上的湿气会让我们丢掉小命。我们还是坐在地板上,唱着歌,妈妈和修道院长坐在椅子上,她唱“今夜你感到孤单吗?”修道院长唱“拉什恩之路”,我们还是听不出他唱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坐在地板上天南地北地闲聊,聊着那些发生过的事,那些没发生的事,和那些我们将来到美国后会发生的事。
  邮局也有闲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坐在长凳上聊天。我们可以聊,但不能笑。巴里小姐说我们坐在这儿,还能拿工资,真该谢天谢地,我们是一帮二流子和街油子。这没什么好笑的,坐着聊天,还拿工资,这没啥好笑的。谁敢嬉皮笑脸,就给我出去待着,不笑了再进来,要是还敢笑,就向上级告恁们!
  男孩们压低嗓音谈论着她,托比。麦基说:这条老母狗该好好修理一下,该用骨头好好
  捣捣,用树枝好好捣捣。她母亲是个满街拉客的贱货,她父亲的睾丸上长着肿包,手淫的地方长着肉瘤,刚从疯人院跑出来。
  笑声沿着长凳传来,巴里小姐冲我们喊:我警告过恁们,不能笑。麦基,你在那里胡扯什么呢?
  我说这么好的天,空气又新鲜,最好出去送电报,巴里小姐。
  我清楚你说了什么,麦基,你的嘴巴和厕所一样臭,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我听见了,巴里小姐。
  楼上都能听见你在吵吵,麦基。
  是的,巴里小姐。
  闭嘴,麦基。
  我闭嘴,巴里小姐。
  别再来一句了,麦基。
  不来了,巴里小姐。
  我说闭嘴,麦基。
  好吧,巴里小姐。
  就此打住吧,麦基,别惹我。
  我不惹你,巴里小姐。
  圣母啊,给我点耐心吧。
  是的,巴里小姐。
  收回最后一句,麦基,收回去!收回去!收回去!
  我会的,巴里小姐。
  托比。麦基跟我一样,也是个临时工。他看过一部叫《头版新闻》的电影,就梦想将来有一天能去美国,当一名戴着帽子叼着烟的、很气派的报社记者。他的口袋里一直藏着个笔记本,因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记下所发生的一切,即事实。他记下的是事实,而不是什么狗屁诗,不是像你在利默里克酒吧里听到的———爷们儿讲的英国怎么欺压我们的那些,是事实,弗兰基。他记下自己所送电报的数量,以及路程的远近。我们坐在长凳上,保证自己不笑后,他告诉我,假如我们一天送四十封电报,一星期就是两百封,一年就是一万封。我们工作的这两年可以送两万封。假如我们一星期能骑一百二十五英里,这两年的工夫就是一万三千英里,那相当于绕着地球骑了半圈,弗兰基,难怪我们的屁股上没有一点肉呢。
  托比说没有人像电报童这么熟悉利默里克,我们知道每一条大街和巷子、每一片街区、每一所密室、每一座寓所、每一个庭院。老天啊,托比说,利默里克没有一扇门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敲过各式各样的门,有铁的、橡木的、三夹板的。两万扇门,弗兰基,我们敲它、踢它、推它。我们扣门环、按门铃,高声喊,吹口哨:送电报的,送电报的。我们把电报丢进信箱,塞进门缝,扔进门上的小窗,遇到卧床不起的人家,我们就从窗子爬进去。我们吓走每条想吃掉我们的狗。当你把电报递到人们手上,你一定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的大笑,有的高唱,有的手舞足蹈,有的又哭又叫,有的无力地晕过去。你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醒过来,把小费付给你。这一点不像在美国送电报,有一部叫《人间喜剧》的电影,里面的米奇。鲁尼骑着车子送电报,人们都很喜欢他,争先恐后地给他小费,请他进屋,给他一杯茶和一块面包。
  托比。麦基说他的笔记本里有大量的事实,所以什么也吓不倒他,我也想和他一样。
  奥康纳太太知道我喜欢送乡下的电报,要是天气晴朗,她就一次给我十封乡下的电报,让我整个上午都在外面跑,午饭前不必回来。秋季的天气有时候不错,香农河波光粼粼,田野绿油油的,晨露闪烁着银光。袅袅炊烟掠过田野,散发出炭火的芳香。母牛和绵羊在田野里吃草,我想这些是不是就是牧师所说的牲畜。如果是,我也不会吃惊,因为公牛总是没完没了地爬到母牛身上去,公羊对母羊、公马对母马也是这个样子。而且它们都有一个那么大的家伙,大得让我冒汗,让我同情起天下所有的雌性动物来,它们不得不承受那么大的家伙。不过当头公牛也不错,它们想干就干,对一头动物来说,这绝对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不怕在这里跟自己干,可是不晓得会不会碰上带着牛羊赶集下田的农民,他们举举棍子,冲你打招呼:你好,年轻人,多好的早上啊,感谢上帝和圣母。要是看到你在庄稼地里触犯“第六诫”,虔诚的农民可能会发火的。马喜欢把头伸出围栏和树篱,看看是谁从这里路过。我停下脚步,跟它们说话,它们长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鼻子,显得很聪明。有时候,两只小鸟会隔着一片田野相互鸣唱,我停下来,想听听它们在唱什么,再过一会儿,会有更多的鸟儿加入进来,到后来所有的树和灌木丛里都充满了鸟鸣。要是路边的桥下有小溪在奔流、有鸟儿在歌唱、有母牛在哞哞、有羊羔在咩咩,这会比哪部电影里的乐队都动听。午饭时,农舍里飘出阵阵熏肉和卷心菜的香味,我饿得受不了了,就爬进田野,猛吃半个小时草莓,又把头扎进小溪里,喝一通冰凉的水,那水比任何煎鱼薯条店里的柠檬水都好喝多了。
  我送完电报,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一趟古代修道院墓地,我母亲的亲戚———盖佛尔家族和西恩家族就葬在这里,我母亲自己也想葬在这里。从这儿可以看到高高的卡瑞戈古诺城堡的废墟,我骑到那里,坐在最高的那堵墙上,遥望着香农河流向大西洋,奔向美国,梦想有一天,我可以扬帆远航。
  邮局里的男孩子们告诉我,我很幸运,能拿到卡莫迪家的电报,会得到一先令的小费呢,这是你在利默里克能得到的最大一笔小费。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得到我呢?我是刚来的呀。他们说:啊,有时候,特丽莎。卡莫迪会来开门,她患有肺炎,他们害怕被传染。她十七岁,经常进出疗养院,肯定活不到十八岁。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像特丽莎这样的病人清楚自己没多少活头了,她会发疯地追求爱情和罗曼史,以及每样东西。每样东西,这就是患肺炎的人要对你做的,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
  我骑车穿过十一月湿漉漉的大街,惦记着那一先令的小费。我拐进卡莫迪家住的那个街道,自行车滑了出去,我跌倒在地,蹭伤了脸,划破了手背。特丽莎。卡莫迪来开的门,她长着红头发,绿眼睛,像利默里克郊外的田野一样绿,两腮鲜红,皮肤白得吓人。她说:啊,你都淋湿了,还流着血。
  我骑车滑倒了。
  进来,我给你抹点药。
  我犹豫了,该不该进去呢?我可能会染上肺炎的,那可就完了。我才十五岁,还想活,还想要那一先令的小费。
  进来,站这儿你会没命的。
  她坐上水壶烧茶,然后在我的伤口上抹了些碘酒。我竭力像个男子汉那样,一声不吭。她说:啊,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小男子汉。到客厅吧,去炉子前把衣服烤干。瞧,你干吗不把裤子脱掉,在炉栅上烤烤呢?
  啊,不了。
  啊,来吧。
  我来吧。
  我慢吞吞地把裤子挂在炉栅上,坐在那儿,望着水汽升腾起来。我望着自己那东西在挺起,担心她进来时可能会看见我在兴奋哩。
  她端着面包、果酱和两杯茶走进来。主啊,她说,虽然你这小伙儿是个皮包骨,却有个不错的家伙。
  她把碟子和茶杯放到炉边的桌上,扔在那儿不管了。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兴奋”,领我穿过房间,来到靠墙的绿沙发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是罪过、碘酒、对肺炎的恐惧、一先令的小费和她的绿眼睛。她躺在沙发上,说不要停下来,不然她就要死了。她哭了起来,我也哭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啦,会不会从她嘴里传染上肺炎。我时而飘飘欲仙,时而坠入悬崖,要是这就是罪过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我们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儿,她问我:你还有电报要送吗?我们都坐起来,她突然惊叫:啊,我流血了。
  你怎么啦?
  我想是因为第一次吧。
  我对她说:等一会儿。我到厨房里把那个瓶子拿过来,把碘酒洒在她的伤口处。她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像个疯子似的在客厅里转个不停,又跑进厨房用水冲洗一番。擦干后,她说:主啊,你真够傻的,你不该往女孩子那里洒碘酒。
  我以为你被弄伤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又给她家送了几个星期的电报。有时候我们在沙发上兴奋,但有些日子她咳嗽得厉害,能看出她十分虚弱。她从不告诉我她身体不好,从不告诉我她患有肺炎。邮局的男孩子们说我拿着一先令的小费,还有特丽莎。卡莫迪陪着,一定过得无比美妙。我从不跟他们讲我没拿到小费,从不跟他们讲绿沙发和兴奋的事,也从不跟他们讲每当她为我开门,看到她是那样虚弱时,我有多么痛苦。那一刻,我最想做的就是为她烧茶,坐在绿沙发上紧紧地拥抱她。
  一个星期六,我奉命将电报送到特丽莎母亲上班的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尽量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卡莫迪太太,我经常给您送电报,我想那是您的女儿吧?特丽莎?
  是的,她住院了。
  她住的是疗养院吧?
  我说的是医院。
  她跟其他的利默里克人一样,不好意思说“肺结核”,而且,她也没给我一先令,压根就没有任何小费。我骑车去医院看望特丽莎,他们说你得是她的亲戚,还得是成人才行。我告诉他们,我是她表弟,八月就满十五岁了,他们却叫我走开。我骑车来到圣芳济会教堂,为特丽莎祈祷。圣弗兰西斯啊,烦请您转告上帝,告诉他,那不是特丽莎的过错,那些星期六我本可以不送她家的电报的。告诉上帝,特丽莎对沙发上的兴奋没有责任,是肺病迫使她这样做的。我爱她,就像您深爱着每一只小鸟、牲畜或鱼儿一样。求您告诉上帝,把她的肺结核弄走吧,我保证再也不碰她了。
  下个星期六,他们又给了我一封卡莫迪家的电报。在街上刚骑到一半,我就看见那扇百叶窗已经合上了,还看见门上有黑纱花圈,看见白色紫杠的吊唁卡。透过门和墙,我看见自己和特丽莎赤身裸体地在绿沙发上疯狂翻滚。我知道此刻她已经进了地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从门下把电报塞进去,又骑到圣芳济会教堂,乞求特丽莎的灵魂安息。我向每一座塑像祈祷,向彩色的玻璃窗祈祷,向苦路①祈祷。我发誓这一生将追求信仰、希望、慈善、贫穷、贞洁和顺从。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做了四次弥撒,其中向苦路做了三次,又念了一整天的玫瑰经。我不吃不喝,到处走,一到僻静的地方就大哭,乞求上帝和贞女玛利亚能够宽恕特丽莎。卡莫迪的灵魂。
  星期一,我骑着邮局的自行车,跟着送葬的队伍来到墓地,站在远处一棵树的后面。卡莫迪太太在流泪哀号,卡莫迪先生抽着鼻子,一脸茫然。牧师背诵起拉丁语祈祷词,在棺材上洒了圣水。
  我想到牧师跟前去,到卡莫迪夫妇跟前去,我想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把特丽莎送进地狱的。他们想怎么处置我都行,打我,骂我,用坟墓上的土砸我,随他们的便吧。但是,我还是站在树后没有动,看着送葬的人们都离去了,只剩下掘墓人在填土。
  霜很快染白了坟墓上的新土,我想到特丽莎在棺材里的寒冷,想到她的红头发和绿眼睛。我无法理解自己心中涌动的情感,然而我知道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家人的死,巷子里的人
  的死,以及活生生的离别,但是,它们都没有这一次令我心痛。我希望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了。
  天快黑了,我骑上自行车离开墓地。我还有电报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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