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意义上，《休伦港宣言》在延续美国民主政府的传统观念、个人主义伦理、社会公正和拒绝社会主义话语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过完全忽略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与旧有的左派决裂了。在白劳德伯爵（Earl Browder）于30年代提出“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这句口号之前，就有人尝试发明本土的激进话语。这里原来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或工人阶级统治，但是却有“参与民主”和米尔斯（MillS）、维伯伦（Thorstei Veblen）的传统；拒绝表述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
　　带来这一切的并不单单是冷战，而是一种与激进的过去、宗派的争论、外国的亚文化和毫无结果的计划从根本上决裂的热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去并非令人反感，只是它与现在的目的毫无关系。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促成组织的团结——海登和他的朋友们明白这一点。
　　这一新左派的历史学家经常嘲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任何会议上都花一半的时间先讨论会议议程、确定争论的原则。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有时把这种奇怪的程式归咎于他们的缺乏经验或是缺乏切实可行的政治文化。这种批评误解了新左派的本质。用一个词来概括，新左派的本质就是“过程”。这表明一种宗教体验的回归和昨天红色政治之抽象概念的倒退。人们极其详尽地制定出个人的和程序问题，以此作为一种把个人的东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种凭感情而言是凭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创造一个社会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国性会议就是一种魔咒的放纵和泛滥。修辞的重复，程序的争论，道德对善、和平等的召唤都是建设社团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心理的政治体验。在将传统的政治相互影响变为人们所描述的“运动行为”当中，“过程”扮演着泻药的角色。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党走向分裂。
　　从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一名顾问，我与其他人一起被困禁在会议室内。这一工作实际上从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那时我的兴趣还不足以把我带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上来。我是被《休伦港宣言》的余辉卷入这些会议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杜波依斯俱乐部也向会议派来了一个观察员。他是个叫做马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伙子，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们认为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当一个善意的共产党人被允许旁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大会的消息传到工业民主同盟那里的时候，顿时一派哗然。会议（已经成了新左派传统的一部分了）期间，哈灵顿和其他委员严厉痛斥学生民主社会党领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由于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有过亲眼目睹共产党统治美国左派那种痛苦的经历，作为忠实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委员会的结论是共产党不只在各种问题上犯有错误，而且它在会议上的出现也不利于民主左派的重建。这不是一个政治差别的问题，而是一个民主和专制能否共存的问题。
　　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袖们干脆同意禁止共产党人参加以后的会议，这一事件就会平息下来，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决议允许他们参加进来。但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却选择了把整个事件当成新老左派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正面冲突之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寻找其他可能的渠道与劳工党和自由党进行接触。前工会组织者、当时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雷·布朗（Ray Brown）、我、还有其他几个人被邀请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主持研讨会，随时准备作他们的顾问。那时，我29岁，雷·布朗比我大一点。大部分学生已经进入研究生院或为自由组织和和平组织全职工作，年龄相差不过五到八岁，但却是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帮助他们是因为我们和他们都相信一个新的运动正在诞生，如果不摆脱过去的束缚，它就不会成功。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样，我相信共产党有些令人生厌，而且也相信反共产主义是50年代灾难的根源，劳工和进步运动由于在对待像苏联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的偏见已经严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赖特·密尔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维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样，相信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运动只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义的主张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并不同情美国共产党和苏联，但是这一代人是从人所共知的麦卡锡时代那些政治压迫、知识审查的黑暗日子中诞生的。据信，美国共产党受到的迫害并不全是因为它同苏联的关系，还因为它在美国主要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在这一意义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为一支“反对”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坚持冷战应对民众参与民主的机会遭到破坏负责，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种表面现象，是将美国人的梦想归纳为一致性仪式的一种隐喻。在对一种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对麦卡锡时代恐怖政策所寻求的政治补偿中，“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是不得已才为共产党的权利辩护，它也明白，共产党本身对民主制度并无威胁，因为这个党还很弱小，事实上，为了生存，它还不得不维护这些制度。
　　但是，新的运动注定要拒绝以前人为榜样，它既不选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路来作为其创始人在麦卡锡时代投降之后从道德上进行补偿的历史替代物，也不选择30年代梦幻破灭了的激进知识分子所走的冷战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后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义第一次有组织的表达。他们的思想主要指向恢复业已衰退了的美国民主制度。更确切地讲，是建立人人参与的新制度以取代现存的官僚机构。问题是如何利用已经存在于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颠覆因素。对于新左派来讲，如果不是否定的话，谈及苏联遗产的问题就毫无意义；旧左派的各种团体对实际上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特点偏执地坚持被认为是左派在美国生活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新左派非常关注种族问题、第三世界革命问题，把公民权利和独立运动与恢复民主联系起来，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将有助于重建中产阶级的道德。
　　多数新左派都对一种集体遗忘症负有罪责，他们拒绝这样的思想：历史知识和生活传统能够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认为行动和体验高于历史和记忆。在这一方面，他们有一个广泛传播的信条：“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他们还认为老人们很自然地会以某种方式被记忆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所困，是应该被埋葬的一代人。类似这样的观点只能给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仅仅如此，还有一种被萨特称之为“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执的恐惧。换言之，承认行动的极限就是对失败的追求。毫无疑问，这一谬论产生了一系列的灾难。不走运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有一个经济研究和行动计划（ERAP），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去干涉黑人贫民区和白人底层聚居区的活动，这产生了很强的宣传效应，但对居民们却没有任何的好处。1963年，海登和卡尔·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战略性的文件《迈向穷人的多种族运动》。
　　在这份文件里，通过将学生和其他中产阶级类型的研究和组织技能与穷人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需要和要求结合起来，他们为一个多种族的联盟进行辩护。作者相信穷人这一“阶级”是不同于工人阶级的。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诸实践，从而使经济研究和和平计划进入了纽瓦克、巴尔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学生运动也进行了没有多少种族色彩但同样鼓舞人心的努力，他们在黑人孩子中实行扫盲计划，援助1964—1965年冬天哈莱姆地区的罢工。但是，文件中没有说明的概念是：白人只有通过帮助黑人获得自由才能够有所补偿。这一责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国传统的废奴主义概念一样不再新鲜。
　　社团组织、选民登记（主要由南部黑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j组织）和教育计划向自由党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发起挑战，从而为广大参与者提供参与的便利。学生激进分子为改善居住条件、工作和收入状况而斗争，反对酗酒和吸毒，矛头直指自由民主专制的一面。
　　这些计划大多在数年间便告终止了，但它们却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教训。拿纽瓦克计划来说，在帮助实施经济研究和和平计划的时候，我扮演了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纽约抗租罢工得到发展，我出任纽瓦克的克林顿·希尔睦邻委员会的副主席，一直干到1963年。这是一个以保留社区多种族特色、提高生活条件为宗旨的组织。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该委员会成功地抵制了联邦负责的城区重建计划，从此声名鹊起。联邦城区重建计划是由多个公司和自由党人操纵的计划，是政府改进陈旧的老城区的关键步骤。虽然该委员会在这一变化迅速的城市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减缓人口迁移的进程，但是，我们正在抵制的人口和经济的力量十分强大，难以阻挡。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决定向校外组织作出承诺的时候，在许多人当中，他们找到了我，咨询应该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员会邀请了他们协助工作；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无意安排的结合。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组自称为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并在该城市的南华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学生组织与委员会之间很快便产生了冲突。委员会把很多有兴趣以实施准则和其他方式保留邻居关系和财产价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视为自己的成员，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把这些对象看成既有限又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因而与委员会分裂，逐渐将其所称的辖区移到希尔下区，那里的人们更贫穷，房屋更破烂不堪。在那儿，他们不仅划定了一块地盘，而且还分清了与委员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他们认为贫穷的人和工人阶级的居民经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阶级的居民希望邻居更安全，学校更好，街道更清洁，路灯更亮。而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地区生活，儿女缺吃少穿，靠领取社会救济金过活的穷人则需要政治权利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因而，对于这些绝望的选民来说，更适合他们的形式是联合会而不是委员会。委员会在选区政治中陷入困境的时候，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则因为大多数来自下层的成员没有进行投票登记而主张直接行动。这不是一个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团结最多数居民的问题（这是委员会的政策），而是一个弄清穷人与富人、人民与国家之间差异的问题。后来，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被迫为它在选区政治中获得的利益进行辩护，围绕着候选人和议程的具体问题，他们达成了传统的联盟。但是，这一组织在单一问题联合基础之外就社区组织的新政治进行了阐释。一个联合会不再包含贸易或艺术的内容，而是一个社团，一个大众从分离达成融合的场所。
　　不论从宗派主义还是政治渊源来讲，这一革新都是惊人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义倾向和个人的权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经成为纽瓦克社区联合会计划的领导人。但是，真正使这一组织有意义的却是它创造性地融合了传统的象征（如“社团”和“联合会”），承认穷人自我表现的需要。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一代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为后人向流行的再规模式进行挑战提供了榜样。在美国政治中对新左派进行阐释的并不是他们建立的组织，而是对民主和集中对立统一的结构，对利益和社团对立统一的结构，对选举和参与对立统一的结构。这种结构实际上为60年代后期多层次的运动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空间。
　　这是一代人的运动，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或具体利益、具体问题的运动。这是由他们父辈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战后流向郊区的移民和职业社团邻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儿，幸福成为经济安全和最大量消费的同义词。作为一种反应，新的一代试图创造多种不同的政治，试图创造一个乌托邦社区；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新的政治是这种公有社会冲动的产物。一些人在南部乡间的贫民区里寻找这种社区，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区里寻找。一个小的但是重要的群体在中心城市里建立了一种反文化：东村的艺术，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和佛蒙特的农业，明尼苏达和纽约州的手工业。这些先锋派运动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迹，但是，他们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注定会被对手所吸收。因此对自由社会的批评便采用了这一运动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间里寻找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在自给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基础上，保持一种互补的经济。
　　也许会有人反对说公有社会的运动是天真的，它们的成功，大的方面讲，取决于美国长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讲，取决于越战产生的经济膨胀。确实，“参与民主”的观念、理想社会的观念、反文化的观念是过于武断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也是过于具体的。但是，将其特征归结为阶级根源，或者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作为自我陶醉或更坏的东西而一笔勾销，实际上就是从社会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事物。
　　在60年代确实有两种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从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组织传统的选民的人。第二类是文化的激进主义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尤为重要的摇滚乐手及他们的听众。对他们来讲，性爱革命是一种政治运动。辨别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即使它们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们之间也还存在着相互明显的敌意。文化激进分子认为，国家及其机构内部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对他们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自由，是与众不同的自由，从政治方面讲是脱离政府的自由。这一信条并不妨碍他们的政治行动，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园和其他地方进行吸烟聚会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动，这些公开的违法行为明显表现出他们蔑视一切的态度；在下东区、旧金山的黑什伯里和其他城市搞建筑艺术和文化社团；在咖啡馆朗诵诗和故事；新的衣着方式，新的性标准，以及暗中传递毒品的音乐会等等。
　　像“性、毒品和摇滚乐”这样的口号没有能够遍及60年代社会现实的很多阶层，经济的反传统文化群体，村落和各类其他社区最终屈服于人际间的争吵、外部的经济压力，或政府机构的挑拨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都无关紧要。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的不是这一代人那种误把人数增加当作是政治权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赋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这些越轨的行为只不过是历史遗忘症的表面现象。美国的过去和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样神秘，在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也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一样重。区别在于美国人普遍认为，只有那些光荣的部分才构成他们的传统，是美国人就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因此，新左派在双重意义上是美国式的：它试图为今天创造一个新的过去，而不是追寻真正的过去。它用一种尼采的方式宣称他们的愿望终获实现，并有无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来。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迹，从根本上不同于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法国，“一切力量在于想像”的口号代替了所有的传统关怀。
　　当时，学生和青年运动的很多老朋友都惊讶于新活跃分子的傲慢与自大。我们把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界线的忽略归于他们的缺乏经验、傲慢和妄自尊大。当然，这些大多是准确的。海登对批评无动于衷；卡尔·惠特曼，这个真正发起纽瓦克计划的人，其说教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样为他们的组织无所不能这样的幻觉所困扰。这些因素都是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团体，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自由之声和反战活跃分子，以及北方学生运动之中产生反对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为他们带来了成绩。1965年4月，华盛顿爆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反对越战而举行的宏大示威游行。但是，该组织没有针对这一事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人士和激进分子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而像马斯特、斯陶顿·林德（Stoaushton Lynd）、杰利·鲁宾（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为四月游行和壮大的反战队伍进行联络工作。令人震惊的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仍然相信他们的未来有赖于在穷人和边缘团体中间建立地方组织。这一观点的主要传播者是海登，此人后来成为有名的反战活跃分子。
　　1964年，维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办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从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麦迪逊带到了纽约。杂志是由学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导下发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学的历史教授；现在人们广泛认为是他领导了美国历史文学创作派，也被人称为修正主义派。威廉斯与瓦尔特·米尔斯一起公开敦促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跃分子同一切传统激进主义方式决裂，特别是同把神圣的历史权力赋予工人阶级的那些信条决裂。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于美国左派的命运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50年代后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学生。他们当中有些是来自年轻的共产党国家的难民，像维因斯坦、戴维·易金斯（Dave Eakins）、马提·斯克拉（MarlySklar）、麦克尔·雷伯维茨（Michael Leibowitz）和罗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轻历史学家，很多人还太过年轻，不能够胜任领导50年代业已组织起来的左派。但是，他们同情激进的政治家。总的来说，这可能是那个时期所有美国大学中拥有最多有才华、有头脑的追随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为一个新的左派的发展提供知识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个议题在新的年代一到来的时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尔斯的《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作为这一知识分子先锋组织在《休伦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尔斯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美国新左派的信条：放弃劳工哲学；不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陷入涉及苏联、中国或者任何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争论；重新发掘美国传统，特别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承诺以及平等和团结，反对大公司在美国生活所有方面的统治；支持国外的民主自由运动，但不支持任何具体形式的政府——这些只是简要的指导性原则，它们成为《左派研究》的纲领。
　　这一项目历时七年，以提纲挈领的方法对美国历史和现代政治进行的一次具体的考察。维因斯坦担任领导，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他几乎为杂志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钱，另外也因为他对威廉斯和米尔斯起草和制定的主要原则最忠诚。在他所研究的美国社会主义历史的领域里，他采用了这些思想来研究历史上团结的和分裂的左派：选举与直接行动，苏联的问题，阶级与区域政治，民主党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改革斗争，群众党与先锋党。虽然他以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也许正因为此，他发现左派右派对戴伯斯党的背叛导致了美国左派的失败。态度坚决地抨击战前老一辈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确实，从一开始，《左派研究》就试图在美国重建一个多倾向的社会主义团体，以便能够成功地争取到选区席位，为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业以及公民权利和其他社会运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语境中，美国左派分裂为两派。一派想恢复列宁主义，使列宁主义人道化；而另一派则认为社会主义过时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来取代它。威廉斯一米尔斯一线因斯坦的立场似乎是一个严肃而又站得住脚的选择。
　　在最早的几期里，斯克拉写了一些关于威尔逊时代的精彩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义的根源。斯克拉认为作为对公司经济活动的规范，这些改革表达的决不是大众对资本的权力，相反，它是国家和大企业重新结合的信号。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由国家操纵的州际贸易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是竞争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领域垄断进程的手段，其结果不会出现更多的大众权力，相反，只会更少。
　　威廉斯、科尔克（Gabriel Kolko）和维因斯坦等作家合写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国家》（1966）发展了斯克拉社会福利政策的观点，形成了美国20世纪的新观念。“共同自由主义”可能成为6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信条。此外，20世纪的平民党、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团体不是有意无意地被当成客观的社团主义者就是被斥之为受到严重误导，拒绝明确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代替社团政治。通过显示社团本身也需要改革——虽然这一点已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夸张——新左派历史学家还希望说明人民阵线政治毫无意义，而共产主义者却根据这种政治认为民主党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切实可行的政治舞台。因为，举例说，如果新政只是脱离轨道的极端主义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么，30年代共产党的成功无疑是社团自由主义的左的面孔。斯克拉和威廉斯为传统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战摧毁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受到了来自斯大林主义的致命伤害之前，共产党一直是一支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的、强有力的力量。他们认为就算可以无视共产主义对工业联盟的贡献，那么不管工业联盟是否从工人的观点中获益，它都与社会主义的观点毫不相干。《左派研究》并没有走得很远，并没有对劳工哲学进行抨击，因为它的大多数编辑仍然相信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但是，尽管它们经常罢工，经常与个别雇主发生纠纷，它确实认为美国工会是社团自由组织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对手。
　　在维因斯坦到东部去了以后，因为大部分的编辑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里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克桑达尔（Lee Baxandall）以及海伦·克莱莫（Helen Kramer）开始寻找新的编辑。在他们到达后没多久，《左派研究》组织了一个欢迎会，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后期，当我还是纽约一个中学活动组织者的时候就认识维因斯坦了。我是立足于东北地区的石油、化工和汽车工人的国际代表。他邀请我加入《左派研究》编委会，我答应了。在那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编委会的活跃分子。吉恩·基诺维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编委会；同年，美国作家诺姆·伏鲁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们的聘请，他在英格兰居住时曾是《新左派评论》的编委。此外还有作家兼批评家、伏鲁西特的大学朋友阿兰·楚兹（Alan Cheuse）。此时的海登呆在纽瓦克，历史学家林德则刚刚离开了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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